1935年5月18日，《大公報》特約通訊員范長江從上海乘民生公司輪船溯流西行。范長江向《大公報》提出去西北采訪的請求，不要差旅費和工資，僅要稿費；只需給他一個證件、一個名義，再介紹一些地方旅館和社會關系； 行動自由，文責自負?！洞蠊珗蟆氛崎T人滿口答應，給他發(fā)了旅行記者證，還開了介紹信，以備沿途遇有困難時使用，且預付了部分稿費。

在四川內江家鄉(xiāng)作短暫停留后，范長江來到成都。此時，紅軍第一方面軍和第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聲勢浩大。7月初，范長江只身從彭縣進入雄峻的龍門山：“越走山越大，人家越少，深山密林，道路曲折，也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只想能撞見紅軍?！鄙矫褚娝皇钱數厝?，單身獨行，都勸他不要前行，以避土匪、野獸侵襲。范長江只好退回成都。

紅軍所到處，皆歸“蘇先生”管轄

1935年7月14日，胡宗南部隊一個參謀團要從成都北上去蘭州，范長江爭取到同行機會。他頭戴南洋太陽帽，身著戎裝，雙肩斜挎干糧袋和子彈帶，腰系文件包，腳踏馬靴，跋涉崇山峻嶺?！坝浾呱钊肫渲校瑑叭蝗缛肷_地獄，陰寒澈骨，不敢久停?！币估锿端蘖珠g，輪到范長江值夜班，不時聞到虎豹吼叫聲，令人毛骨悚然?！吧砼薇?，手持手槍，仰觀滿天星斗，耳聽嗚嗚風聲，極目向四面黑暗中偵察。”

范長江在江油追尋紅四方面軍徐向前部隊的足跡，看到紅軍白軍交戰(zhàn)留下的痕跡。中壩北門外立了一塊大石碑，鐫刻八個大字：“平分土地”“赤化全川”。到白石鋪，墻上刷著標語“武裝擁護蘇聯！”范長江與當地居民交談，經常聽到一個人名“蘇先生”。據他們說凡是紅軍區(qū)域，皆歸蘇先生管轄。范長江恍然大悟：蘇先生不是人的名字，而是紅色政權蘇維埃。

涪江之水來自雪山，江水寒冷刺骨。紅軍據守涪江南岸時，國民黨第二師派善泅水之官兵游泳過河攻擊。但下水官兵十之八九皆被水凍僵下肢，沒水而死。范長江說：“記者亦曾以足部試之，下水數分鐘，即失足部知覺，急提出水，必經五六分鐘，始能回復原狀?！?/p>

范長江從胡宗南部隊獲得情報：毛澤東和紅一方面軍主力在松潘西南的毛兒蓋，張國燾、徐向前的紅四方面軍在黑水溝一帶活動。范長江分析說：“朱、毛、徐向前合股以后，尚有十萬左右之人槍，缺食缺衣,缺彈藥，進圖四川腹地既不可能，困守岷江上游與大小金川之間，尤無法自給。”由此判斷，紅軍必將在冰雪季到來之前，脫離困境，另謀出路。

熟悉地理的范長江認為紅軍北上，只有三條道路可走，即包座、郎木寺和阿娃，各有利弊。偏西的阿娃線，即阿壩州，要過黃河激流和給養(yǎng)維艱的牧區(qū)。中間的郎木寺線，草地、雪山和洮河阻攔。偏東的包座線，有楊布嶺、白龍江、迭山和洮河四道奇險。

范長江當時并不清楚紅軍內部已經發(fā)生分裂，毛澤東堅持北上，張國燾執(zhí)意帶領主力南下。1935年9月9日，急于脫險的毛澤東，果斷帶領紅軍右路軍北上，由川入甘，走的是偏東的包座線。紅軍作家成仿吾描繪這段征程：“部隊沿包座河上游行走，左邊是懸崖絕壁，右邊是急湍奔騰的包座河，路是極狹窄的小道，異常難走，有時路被河水淹沒，只好攀著懸崖，趟著急流前進。”

紅軍沿著達拉溝進入甘南迭部，在三岔口擺了一個迷魂陣，沒有徑自北上，而是向西拐了一個彎，走進了山巒環(huán)抱的高吉村。當地老鄉(xiāng)認為，中央紅軍除了防止國民黨軍隊的圍堵，還擔心張國燾追擊，所以向西到高吉村轉移隱蔽。中央紅軍到這里僅剩八千人。

高吉村依山傍水，紅軍懂藏語的人把高吉村藏語發(fā)音聽成了“俄界”。9月12日中午，中共中央在俄界召開了政治局緊急擴大會議。俄界會議決定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彭德懷、林彪組成中央紅軍“五人團”，為軍事核心領導。因病沒有參加會議的周恩來依然當選為“五人團”成員。將紅一、三軍團和軍委縱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浩蕩的中央紅軍縮編成單薄的陜甘支隊，出人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