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報工作走向前臺，從此有法可依

情報活動古已有之，早至2000多年前《孫子兵法》提出“知己知彼，百戰(zhàn)不殆”，今至CIA、克格勃、摩薩德等機構(gòu)的存在，一部國家機器中，情報工作始終屬于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國家情報法本身并非憑空出現(xiàn)，其緣起于我國1993年出臺的舊版《國家安全法》。

情報問題研究者、華僑大學國際政治系主任黃日涵認為，舊版《國家安全法》主要側(cè)重反間諜工作，而2014年中國領導人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概念，明確了我國要構(gòu)建集11種“安全”于一體的國家安全體系。因此，2015年出臺的新版《國家安全法》被修訂為一部涵蓋了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整體性法律。

而包括國家情報法草案和2014年已出臺的《反間諜法》，則成為《國家安全法》框架下的細化補充，有關國家安全范疇的我國法律體系正在經(jīng)歷一個再修訂、再完善、再提升的過程。事實上，有關國家情報法草案的討論也是與《反間諜法》同時進行的。

國際關系學院公共管理系教授劉躍進表示：“（未來出臺的國家情報法）將使得情報工作從無法可依變成有法可依，彌補過去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缺少情報法的短板，這將意味著整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又向前邁進一步?！?/p>

具體關注國家情報法草案，陜西省科學技術(shù)情報研究院院長、《情報雜志》主編張薇認為，草案出臺本身即是對國家情報工作重要意義的認可，“草案”的發(fā)布讓多年來帶著神秘色彩、處于隱蔽狀態(tài)下的國家情報機構(gòu)和國家情報工作進入公眾視野，成為有法可依的行動，并受法律保護。

盡管對情報工作人員、信息、內(nèi)容等的保密也同樣是法律的要求，但作為相關體系建構(gòu)的基礎，立法勢在必行。依法治國、依法行政自然也不該在這些領域留下盲區(qū)。

當然，“草案”之所以謂之“草案”，在于拋磚引玉以供修改。學界也正就此展開大量討論。如立足立法宗旨層面，劉躍進認為草案主要提及維護國家利益，而未涉及發(fā)展問題，但今天情報的價值已不僅是為國家安全提供參考咨詢，有時對國家發(fā)展起到的作用更為基礎，因此有必要在宗旨高度加入“發(fā)展”的概念。

劉躍進還舉例說，草案中涉及“中央國家安全領導機構(gòu)”、“國家安全機關”等表述也存在一定的模糊，也許可以斟酌調(diào)整。在“總體國家安全觀”概念下，國家安全已經(jīng)成為一個大概念，現(xiàn)行相應部門稱謂可能也需要在邏輯、理論和法律上做到嚴謹、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