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至無心方見奇

——從紅軍長征宣傳看我軍傳播話語權建構

王龍 方良

今年是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毛澤東同志曾精辟地指出：“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正是長征起到了革命宣傳隊的作用，達到了宣言書的目的和播種機的效果。卓有成效的紅軍長征宣傳，在穩(wěn)定隊伍、爭取群眾、削弱敵人等方面發(fā)揮了巨大作用，亦為二萬五千里的浴血征程提供了強大精神動力。

紅軍與國民黨軍進行了不見硝煙的“宣傳戰(zhàn)”，最終以“講實際、有根據(jù)、接地氣”的策略和方法取得完勝。紅軍長征路上的標語口號，盡量從民眾的基本需求出發(fā)，不講空話大話，因此能夠準確把握勞苦大眾的心理。如紅軍提出“雇工、工人、貧農(nóng)、苦力、工人分好田，中農(nóng)土地不夠補給，參加紅軍者優(yōu)先分好田、上好田！”便直接回應并滿足了老百姓迫切想要解決的問題。紅軍的宣傳極具現(xiàn)實針對性，國民黨提出“協(xié)助國軍剿匪是民眾唯一的出路！”紅軍就提出“反對軍閥劉文輝、楊森抽丁拉夫當兵！”國民黨提出“反抗中央就是破壞國家！”紅軍就針鋒相對提出“實行民族自決，番回族有自由管理自己事的自由！”最后的結果，是紅軍沿途用草紙鍋灰、木炭石灰刷寫的標語口號，戰(zhàn)勝了國民黨用飛機漫天投撒的“剿匪”傳單。盡管國民黨政府動用威逼利誘等手段，在紅軍長征所經(jīng)之地，不斷對老百姓進行欺騙宣傳，但紅軍依然在籌糧籌款、團結和發(fā)動群眾等方面，贏得老百姓的理解支持。

紅軍長征路過四川時，在兩軍對壘、炮火紛飛的戰(zhàn)斗中，紅軍戰(zhàn)士冒著槍林彈雨，用敵軍熟悉的曲調(diào)，演唱勸降歌謠。其中這首《當白兵苦得很》充分利用四川方言演唱道：“白兵弟兄們吶，大家都來聽吶，唱一唱白兵苦得很吶，聽我說分明吶。從把營盤進吶，鐵槍背上身吶，就像犯人進牢門吶，行動不由身吶……衣服爛巾巾吶，冷熱是一身吶，屁股大胯露外面吶，說起羞死人吶。”歌曲道出了白軍士兵的痛苦處境和潛在心理，如泣如訴，至情至理，有效削弱了敵軍士氣。1936年2月9日，紅二方面軍六軍團在占領畢節(jié)后，經(jīng)過廣泛深入的宣傳動員，一次就擴充紅軍3000多人。臨離開畢節(jié)時，“成立了獨立一團和獨立四團”，一些女學生幾次要求跟紅軍走，因還在繼續(xù)長征，“只好婉言勸慰，動員她們回去了?！?/p>

而最令人叫絕的是，陳云以“廉臣”為筆名寫文章為紅軍做宣傳。1936年3月，一篇《隨軍西行見聞錄》在巴黎的中共刊物《全民月刊》上發(fā)表。文章以一名被紅軍俘虜?shù)膰顸h軍醫(yī)的視角，細致講述了中共和紅軍的政治綱領，以及紅軍長征至四川大量生動的事例，成為向世界介紹宣傳長征的重要文獻。獨特的視角、旁觀的立場，使這篇文章具有極強的可讀性和公信力，巧妙建構起紅軍領袖的正面形象。陳云在描述主人公為毛澤東、朱德治病時寫道：“毛澤東似乎一介書生，常衣灰布學生裝，暇時手執(zhí)唐詩，極善辭令。我為之診病，招待極謙。朱德則一望而知為武人，年將五十，身衣灰布軍裝，雖患瘧疾，但仍力疾辦公，狀甚忙碌，我入室診病時，仍在執(zhí)筆批閱軍報。見到我，方擱筆。人亦和氣，且言談間毫無傲慢?！标愒圃趪鉃殚L征所作的這次宣傳，獨辟蹊徑，四兩千斤，栩栩如生，親切可信，堪稱典范。

紅軍長征宣傳的這些成功經(jīng)驗，至今仍然值得我們借鑒。如何承前啟后、繼往開來做好宣傳工作，就要求我們像紅軍長征時期的宣傳一樣尊重受眾的接受心理，回歸到真誠真實的對話態(tài)度上。特別是在當今全媒體時代，敘事的“音調(diào)”至關重要，平等真誠的態(tài)度是首要的。《新中國對外宣傳史》一書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1960年5月，毛澤東接見了一批來自拉美的國際友人。會后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熊向暉起草了一篇新聞稿，其中有一句話：“他們(指來訪的拉美朋友)熱情地稱贊中國人民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所取得的偉大成就?！泵珴蓶|將這句話改為：“他們熱情地稱贊中國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毙芟驎煂Υ烁械讲唤猓爸袊嗣裨诿飨I導下所取得的偉大成就”是拉美朋友的原話，也完全符合事實，他不理解為何要那樣改動？毛澤東耐心對他說，人家那樣講，我們不能那樣寫。這些年我們不能說沒有成績，但“一窮二白”的面貌還沒有改變，有什么偉大呀！再說，為什么一定要說毛澤東的領導呢？沒有毛澤東的領導，中國人民就取不得成就了？這是唯心史觀，不是唯物史觀。

公安部前新聞發(fā)言人武和平在《打開天窗說亮話》一書里提到，2001年1月，中國申辦奧運的安保報告被退回，大家百思不得其解：這份報告字斟句酌，幾易其稿，怎么還被退回？后來他們終于明白，問題出在翻譯環(huán)節(jié)上。后來修改時大膽摒棄刻板生硬的表述，使用國際通行的英語表達方式，不但順利通過國際奧委會審核，還贏得高度贊許。但原則內(nèi)容，卻絲毫未變。試舉幾例：“中國是一個安全的國家”改為“中國是一個安全水平很高的國家”，“北京是一座安全的城市”改為“北京是全世界比較安全的城市之一”，“我將以下三點向大家展示”改為“我將與各位朋友們分享以下三點”……這次國際傳播如何成功實現(xiàn)“逆襲”？武和平先生深有感觸地評論道：“陳述者能夠針對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理念信仰的人講述中國故事，并且善于將信息變成新聞，將新聞變成故事，將國家形象人格化，將政治價值轉(zhuǎn)換為新聞價值，將居高臨下的宣傳角度轉(zhuǎn)化為平視交流?！?/p>

一切傳播工作的最終目標，不外乎讓對方接受自己傳達的信息，爭取更多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傳播工作體現(xiàn)的軟實力不是卡拉OK，自彈自唱，自娛自樂，而是同頻共振，應者如云。不僅需要你講的道理站得住腳，更要人家樂于接受你這個道理，進而心悅誠服。傳播是一種“只有新嘴唇，沒有老故事”的事業(yè)，順應人情物理、更講策略方法的思維和語氣，會讓傳播效果事半功倍、近悅遠來。如今，要順應互聯(lián)網(wǎng)發(fā)展大勢，適應分眾化、差異化傳播趨勢，就要把“宣傳”的目標演繹為適合“傳播”的內(nèi)容。2015年，針對網(wǎng)上出現(xiàn)的一些質(zhì)疑黃繼光、邱少云等英雄事跡的聲音，《北京青年報》刊發(fā)了一篇1300字的短文《再怎么爭吵，邱少云都沒有理由受辱》，就顯得很有說服力和感染力，既堅定地闡述了“再激烈的立場之爭，也不應該成為解構英雄、模糊歷史的理由”，也循循善誘地引導讀者在承認立場差距的同時，應該建立對尊重民族英雄的起碼共識；同時還針對如何完善歷史解釋權，針對該由誰來講述英雄的故事、講述哪些英雄的故事、如何講好英雄的故事指出了進一步反思的方向。

一篇短文卻包含了如此豐富深刻的信息，既回擊了極少數(shù)人對英雄居心叵測的抹黑攻擊，又在不同社會意見的溝壑之上架起了有效溝通的橋梁，真正做到了“供需對接”，達到了“成風化人、凝心聚力”的目標。

近日，軍隊相關部門召開會議，專題研究部署如何推進軍隊網(wǎng)絡輿論工作創(chuàng)新發(fā)展，筆者深感這是一項極其重要的舉措。世界上不同意識形態(tài)的軟實力，首先體現(xiàn)在詮釋力、傳播力和滲透力。在這一點上，西方人的緊迫感和危機感極強。早在2004年就提出“軟實力”課題的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將“講故事的能力”看作21世紀衡量一國國力的重要標準。他說：“除了軍事硬實力外，我們還需要運用旨在贏取人心的軟實力——一種以價值觀和文化來吸引他人的能力。”

當下的輿論生態(tài)和傳播格局已經(jīng)發(fā)生了深刻變革，全媒體時代的輿論傳播從理念、內(nèi)容到機制、手段都在劇烈嬗變，如果我們還一味膠柱鼓瑟，刻舟求劍，如桃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既無法贏得受眾，亦將輸給復雜現(xiàn)實。今天，我軍傳播話語權的建構過程，就是傳播者和接受者互相影響、互相塑造的過程。全媒體時代要求我們的傳播思維必須加快“升級換代”，學會更具說服力的表達技巧和傳播創(chuàng)意，建構更具輻射性的話語公信力。

古人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钡F(xiàn)在我們更多了解的是自己的心，而不是別人的心。其實，要講清楚“我是誰”，先得了解“你是誰”，以便“供需對接”。長久以來，我們習慣于教育灌輸式的宣傳思維，很少下工夫去研究“交流學”“敘事學”，到底怎么樣去講人家才喜歡，怎么講聽眾會反感甚至根本不聽？前不久不幸辭世的外交家吳建民先生就說過，經(jīng)常有人請他教授國際交流中的“絕技高招”，這其實是本末倒置。倘若你連對方是誰都不甚了解，無論傳播技巧如何高明先進，宣傳工作也一定會失敗的——這就是“術”與“道”的分別。

當前，要突破對宣傳功能碎片化、功利化的理解，就要防止從概念到概念的傳播方法；要真正提高我軍輿論宣傳的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就要從整體思維上適應日新月異的社會語境，把握新特點、尋求新路徑、總結新經(jīng)驗。只有建立起與時俱進的話語體系和文化自覺，用更雄闊生動的語言講述軍旅故事，以巨筆微雕的心態(tài)塑造中國形象，才能建構起軍隊更加具有權威性和影響力的傳播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