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8年，是我國改革開放40周年。40年來，改革開放，春風化雨，改變了中國，影響并惠及了世界，這40年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史上濃墨重彩的40年。

面對這個舉世矚目、影響深遠的偉大實踐，中國網(wǎng)財經聯(lián)袂今日頭條共同邀請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共同記錄這個偉大時代。

這一期我們邀請到了國務院參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魏加寧，看看他對改革開放發(fā)表了什么看法。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40年來，經濟實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國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在這40年里，有太多的經驗和教訓值得總結和反思，那么最為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認為，首先是制度，是制度改革。

一、制度改革最為重要

國與國之間競爭，比拼的到底是什么？——既不是國土面積，也不是人口規(guī)模，更不是經濟實力，而是制度，是制度效率。否則就不會有什么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經典案例發(fā)生了。

二戰(zhàn)，同盟國之所以能夠戰(zhàn)勝軸心國，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同盟國的政治經濟制度明顯均優(yōu)于軸心國的政治經濟制度。在軸心國的法西斯軍國主義制度下，法西斯所代表的的獨裁統(tǒng)治，分配效率低下，因此已有的資源總是不夠用，于是就需要不斷地通過向外侵略擴張來獲取新的資源；然而，由于侵略擴張之后所帶來的維持成本更高，因此就需要掠奪更多的新資源，又不得不繼續(xù)新的侵略擴張，從而導致惡性循環(huán)，成本大于收益，收不抵支。與此相反，以美國為首的同盟國國家主要以市場調節(jié)分配(前蘇聯(lián)雖然是計劃經濟，但與軸心國的管制經濟相比還是要好一些)，資源的配置效率、使用效率和分配效率都要遠高于軸心國國家，因此，應對戰(zhàn)爭的經濟資源就能夠像泉水一樣不斷涌現(xiàn)出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更值得一提的是，軸心國國家的人口種族政策，尤其是德國，令許多優(yōu)秀人才為納粹制度所不容，紛紛逃往國外。而以美國為首的同盟國，政治制度包容性很強，便吸納了許多從德國流出來的優(yōu)秀人才，從而為日后同盟國戰(zhàn)勝軸心國打下了良好的人力資源和物質資源基礎。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實行計劃經濟制度，走過了一段彎路，付出了巨大代價。自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改革開放進程以后，我國逐步引入了市場經濟要素，從以計劃統(tǒng)領協(xié)調各項經濟 的政策演變到通過產業(yè)政策來協(xié)調統(tǒng)領各項經濟的政策——這明顯是一大進步，由于不斷引入市場機制，制度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

40年來的經驗來看，制度改革是40年經濟快速發(fā)展主要的動力源泉之一。

二、決策制度是重中之重

再進一步講，制度中也有各種各樣的制度，比如政治制度、經濟制度、財政制度、金融制度等等。那么，在各種制度之中，哪一種制度最為重要呢？我以為，決策機制是重中之重。

仍以二戰(zhàn)為例，美國人之所以能夠搶在德國人之前制造出原子彈來，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的決策機制，使得科學家們的正確意見能夠及時地傳遞到美國總統(tǒng)那里，盡管也費了一番周折，但總統(tǒng)還是及時采納了科學家的建議，最終趕在軸心國前面制造出了原子彈，提前結束了戰(zhàn)爭。

而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決策機制也發(fā)生了很大變化。中央領導從80年代起就提出要決策科學化、民主化。于是，智庫的作用越來越重要。特別是成立了國家體改委和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這樣兩個規(guī)模不大，人數(shù)不多，沒有任何審批權，沒有任何部門利益的“政策研究機構”，一個重點研究改革，一個重點研究發(fā)展，當然有時也有交叉，也有競爭。

除了這樣兩個直接隸屬于國務院的政策研究機構以外，各個部門也都成立了自己的“政策研究室”，各個省市也都設立有各自的“研究室”或“研究中心”。政策出臺前，大都需要經過這些研究機構的反復研究和評估論證。因此，決策的科學性得到了較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