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書原文】

親愛的父親、母親∶

兒過去曾寄過幾次信給大人，想早賜閱矣。但至今未見大人的訓示，想大人必因兒不告而走之故怪罪于兒，生氣不理了，所以兒對此點終不能安心。

最近有友人從西安來此，聽說父親和母親對兒之走很覺傷心，祖母恐怕更難過。兒聽了也萬分凄慘。大人平時最知兒之心情，也最疼愛兒的，這點兒早已深知，同時也是兒一〔以〕往對家庭留戀的主要原因之一。當那年玉妹被捕之事^①發(fā)生，大人連年節(jié)都不過了，星夜的趕到上海，為她設法，使兒等更感到父母愛兒女之心太迫切了。那時父親回家后，曾給兒一信。囑咐兒應安心讀書，不要再像玉妹一樣教大人擔心睡不著。那時兒接讀信后，難過了幾天，想想我們真有點對不住父母之愛。此后兒是時刻都不會忘記父親痛心的話。然而兒不愿作個時代的落伍者，不愿落人后，同時又被感情支配著，這極痛苦大人是不會了解的。誰料前年又遭受圣域這樣的侮辱^②。為了不讓［使］大人難過，為了孩子的問題，忍耐一切痛苦到現(xiàn)在。但是從那時起，兒已認清自己應走的正大的光明的道路，更認清了一個女子不應只靠一個丈夫。若完全依靠丈夫，結果會落得求死不得求生不能的苦境。親愛的慈祥的父親母親，假如兒沒有大人的疼愛和體貼，假如沒有求得一點不受人欺侮的知識，那兒現(xiàn)在也只有死路一條了。圣域他固然給了我苦頭吃，然而他也毀滅了他自己。兒想，他所受的損失或者比兒還要大呢。兒已受夠了痛苦，人不能就這樣消沉下去，自己毀滅自己。兒要為改造不合理的社會而奮斗，為后來女子求幸福，也要和男人一樣為國家民族求解放，作一點有意義的事業(yè)，總比被人家氣死有價值的多。這就是兒此次來延安的主要原因，請大人想想，章乃器、沈鈞儒他們^③都起來挽救國家，兒受家庭社會的養(yǎng)育一場，怎能坐視不顧？所以兒決定來此學習一點真實學問，去應社會，求中國民族解放的方法。

大人愛兒也必知兒之性，對任何事，決不會輕舉妄動，兒都經過長期的考慮過。這次到三原曉得了此地招生的事，兒曾經仔細地考慮過后才決定走的。因為時間的關系，不能回西安面商于大人。想大人看現(xiàn)在全國人民抗日的熱情，也許會不再生兒之氣?？傊?，兒不是不懂事的，盲目的瞎跟人跑的，跟人說的，兒現(xiàn)在所走的愛國的路，想必能得社會人士的諒解的。懇祈大人恕兒不告之罪，而仍以從前的愛兒之心來愛兒，則兒幸甚。

這里^④的物質生活比較外面苦些，但精神方面則比外面快樂的多。什么話都可講，很自由很坦白。凡是到這里來參觀的沒有不對這里發(fā)〔產〕生好感的。前天來了兩位大學教授，同時也是申報周刊編輯，他們參觀的結果，印象非常的好，今天已經走了。最近外邊到此地來的參觀的非常多，時常有人來。

這里學校對于學習方面，教員講的很好，同時很注重研究性質，學生能充分發(fā)表自己的意見，因此得的益處很多。兒覺得在這里的幾月學習比外邊學校幾年的學習還要得的益處多。

由西安來的學生很多，各地都有，趙師長的女和子都在這里，好些熟人，所以請大人放心。不要以為兒作的不對。這樣多的人都和兒所作的一樣，此地的女生已有三四十人。敬祝健安。

漂泊的女兒^⑤敬稟

４．１８

【注釋】

①指寫信人的弟媳楊玉珊，她于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國共產黨，１９３４年在上海被捕。當時因為寫信人的弟弟在國外上學不在家，其父得知這個消息后，拋下全家老小，孤身一人，連年節(jié)都不過了，趕往南京、上海，企圖設法營救，但未果。

②此處指１９３５年寫信人的丈夫納妾之事。

③指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２２日救國會的主要負責人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沙千里、王造時、史良等七人被國民黨政府逮捕之事，史稱七君子事件。

④這里∶指陜北延安和抗大。

⑤漂泊的女兒；因寫信人在延安，信要寄往國民黨統(tǒng)治下的西安，故沒有署名。寫信人從１９３０年離家到上海，在外多年，后由于丈夫納妾，她有家不能回，所以這里給父母寫信就署了個“漂泊的女兒”，沒有署真名。

【時代背景】

寫信人韓雅蘭，１９０５年生于陜西省蒲城縣。２０世紀２０年代在陜西省立女子師范學校上學期間參加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后，１９３０年３月赴上海，后入復旦大學中國文學系學習。１９３６年６月從復旦大學畢業(yè)。同年秋，由上海返回西安，在西安女子中學教書。１９３６年底，赴延安參加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第二期學習?？勾蟮诙谑牵保梗常纺辏痹麻_學到８月結束，韓雅蘭是抗大第二期第四大隊女生區(qū)隊的學員。

韓雅蘭的父親韓望塵，１９０６年入陜西省第一師范學習，在此期間參加同盟會。辛亥革命期間，參加陜西反清革命活動。１９１３年東渡日本留學，入明治大學學習。１９１６年袁世凱稱帝，他憤而棄學回國，參加反對袁世凱和北洋軍閥的斗爭。１９１８年于右任響應孫中山護法號召，組建陜西靖國軍，反對北洋軍閥。韓望塵先是在靖國軍總部工作，后到第三路軍第一支隊楊虎城部工作。自此，他與楊虎城結成莫逆之交，協(xié)助楊部的鞏固和發(fā)展。１９３０年，楊虎城率十七路軍回陜主政，韓望塵由楊虎城推薦，出任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直轄的省印花煙酒稅局局長、西安綏靖公署參議等職。西安事變期間，他支持張學良、楊虎城義舉，響應中共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號召。西安事變后，他參與處理善后事宜，出任《西北文化日報》總社長，宣傳抗日救亡活動?？箲?zhàn)勝利前后，他與杜斌丞、楊明軒一起參加中國民主同盟西北總支部的籌劃和建立工作，擔任總支部財務委員。

新中國成立后，韓望塵先后擔任陜西省人民政府委員，陜西省工商聯(lián)主任委員，全國工商聯(lián)副主任委員，民主建國會中央常務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三屆代表，西安市副市長。

【信仰之光】

韓雅蘭去延安之前沒有將此事告知父母，到延安后雖曾幾次寫信回家說明，但一直未接到回信。她怕老人生氣，故于１９３７年４月１８日寫了一封信，詳細講述了自己去延安的緣由并介紹延安抗大的情況，以便讓父母諒解、放心。韓雅蘭早年入黨，長期受黨的教育，樹立了為民族解放謀出路、為大多數(shù)人謀幸福的崇高信仰。她瞞著父母到抗大讀書，固然如信中所說有逃避家庭矛盾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要為改造不合理的社會而奮斗，為后來女子求幸福，也要和男人一樣為國家民族求解放，做一點有意義的事業(yè)”。

韓雅蘭的選擇是那個時代先進青年的潮流。紅軍和中共中央到達陜北后，延安成為新的革命大本營。特別是日寇步步緊逼，民族危機空前嚴重，一批又一批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從上海、北平、西安等城市奔向延安。他們本來在大城市過著優(yōu)越的生活，卻離開家庭，拋棄安逸，沖破重重封鎖，歷經千辛萬苦，來到延安，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正如上面家書中所說的，“這里的物質生活比較外面苦些，但精神方面則比外面快樂的多”。

韓雅蘭說，這里來的人很多，除了西安的，各地的都有。她還提到在延安見到了“趙師長的女和子”。趙師長，指楊虎城部三十八軍第十七師師長趙壽山，與韓雅蘭的父親韓望塵相熟。抗戰(zhàn)期間，原楊虎城部被改編為三十八軍和九十六軍，趙壽山任三十八軍軍長。１９４１年趙壽山加入中國共產黨，后任西北野戰(zhàn)軍副司令員、青海省主席、陜西省省長等職。其女指趙銘錦，當時她也在抗大第二期第四大隊女生區(qū)隊學習，抗大畢業(yè)后，由羅瑞卿等介紹入黨，組織《血花劇團》派往原楊虎城部三十八軍工作，后入學校學醫(yī)，新中國成立后擔任醫(yī)生。其子指趙元介，抗大畢業(yè)，長期從事戲曲教育工作。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變后，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韓雅蘭奉黨的指示返回西安從事地下工作，參加陜西婦女抗日救亡運動。后患病，于１９４３年６月病逝，終年３８歲。幾年之后，韓雅蘭唯一的兒子韓蒲沿著母親的足跡，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２０１０年，韓蒲把這封珍藏了７０多年的家書捐給了中國人民大學家書博物館，現(xiàn)在該館長期展出。

（摘自《我心永向黨：家書里的百年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