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辛亥首義 繼續(xù)二次革命
耿丹（１８９２—１９２７），字仲釗，湖北安陸城關人。１９０１年，入武昌武普通學堂，后轉入湖北陸軍小學堂。１９１０年升入武昌陸軍第三中學，組織革命團體競存社、黃漢光復黨。不久，加入共進會。１９１１年９月參加共進會和文學社的聯(lián)合大會，籌劃起義。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晚，新軍工程第八營革命黨的總代表、后隊正目熊秉坤率領該營首先發(fā)難，武昌首義爆發(fā)，并于１１日凌晨２時攻下督署。耿丹得到通知，一顆懸著的心終于落地。由于前一天孫武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革命總機關趕制炸彈時不慎爆炸，起義消息和革命者名單泄露，清軍全城戒嚴，大肆搜捕革命者，起義有流產(chǎn)的危險。
接到消息后，作為陸軍第三中學的共進會總代表，耿丹立即召集陸軍第三中學學生宣布起義，整隊入城。次日一大早，又親自去湖北陸軍小學發(fā)表演講，舉臂高呼“推翻清廷，打倒專制，是我們四萬萬同胞的第一要務”，號召同學們“急起直追，奮勇前進”。湖廣總督瑞澄、第八鎮(zhèn)統(tǒng)制張彪等清廷文武官吏，先后于起義紛亂時潛逃。１２日上午，耿丹率學生軍１０００余人到達總督府。
原清軍二十一混成協(xié)統(tǒng)領黎元洪被推舉為湖北軍政府都督后，耿丹被任命為學生軍大隊長，擔任都督府警備工作，駐守官錢、銅元、軍實各局。１２日下午，清軍第三十標一營管帶郜翔宸，乘革命軍派出去守城之機，率領２００余名殘兵偷襲都督府。黎元洪見大局未定，倉皇溜走。耿丹等指揮學生軍奮勇反擊，擊退郜部，在蛇山將黎元洪找回。１０月１７日，黎元洪委任劉佐龍為執(zhí)事官兼禁衛(wèi)軍司令，耿丹為警衛(wèi)團團長。漢陽保衛(wèi)戰(zhàn)時，耿丹任戰(zhàn)時總司令部參謀，協(xié)助黃興布置漢陽防務，并受命任軍令官兼督戰(zhàn)官，于玉帶門迎擊清軍。
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南京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后，黎元洪為副總統(tǒng)兼鄂軍都督。湖北軍政府近衛(wèi)軍整編為八個師，耿丹由近衛(wèi)軍標統(tǒng)改任鄂軍第五師團長。后因不滿南北議和，遂辭職。
辛亥革命的果實被袁世凱篡奪后，耿丹十分悲憤?！岸胃锩北l(fā)時，他積極活動于革命黨人之中，起兵討袁。１９１３年４月，他與湖北革命黨人在武昌曇華林組成“改進團”，以“改進湖北軍政，繼續(xù)努力進行革命事業(yè)，推翻袁世凱政府和黎元洪在湖北的統(tǒng)治”為宗旨。隨即奔赴上海，參與滬都督陳其美的反袁軍事活動。７月，因進攻上海制造局失利，耿丹決定秘密返漢，策動湖北“改進團”驅師東進。不料一到武漢，黎元洪已勾結北洋第六、第二師入鄂鎮(zhèn)壓革命?！案倪M團”早于５月間被破壞，許多革命黨人遭到槍殺和通緝。反袁倒黎失敗，耿丹乃潛入北京隱匿。此時，經(jīng)同學介紹，與同鄉(xiāng)女士、北京女師學生張篤和結婚。
留學英倫學有所成 歸國領導學運工運
黎元洪念耿丹于武昌戰(zhàn)事中兩次將他找回，以致能夠登上副總統(tǒng)寶座，遂批準尚未撤銷通緝令的耿丹同李四光、趙師梅等１２人，作為北洋政府的第一批留學生，資遣出國。１９１３年冬，耿丹進入英國倫敦大學，學習政治經(jīng)濟。學習期滿，他以優(yōu)異成績榮獲倫敦大學經(jīng)濟科博士學位。
１９１９年６月，耿丹回到祖國。他先是在北京大學擔任經(jīng)濟學講師，結識了同校文學教授陳獨秀、經(jīng)濟學教授李大釗，彼此交往甚密。年底，他在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志上發(fā)表《中國與新舊銀行團》的長篇論文，揭露北洋軍閥政府的賣國罪行，并從經(jīng)濟學的角度，揭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本質和中國人民爆發(fā)反帝反封建革命運動的必然規(guī)律，對五四愛國運動的國際國內(nèi)根源作了科學的說明。文章分析深刻，論證精確，很有鼓動力。文章發(fā)表后，曾激起全國各界愛國志士的強烈共鳴，也引起了帝國主義分子和北洋政府的仇視。
１９２０年底，耿丹經(jīng)湖北辛亥革命友人的邀約回到武漢，擔任武昌高等師范學校教務長和武昌商科學校教授。此時，李漢俊已約請董必武在武漢建立了共產(chǎn)主義小組。不久，李漢俊又來武昌高師擔任社會學教授，從事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和革命政黨的組織工作。耿丹很快結識了李漢俊，并建立了深厚情誼。他們同在武昌高師宣傳新思想，深受學生敬仰。
１９２１年３月，耿丹參加了由武漢共產(chǎn)主義小組領導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經(jīng)常學習介紹蘇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小冊子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書刊，聽取李漢俊講解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東歐各國的社會情況。耿丹還經(jīng)常到紅井巷李漢俊住所，同陳雪濤、危浩生等人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討論社會、政治、經(jīng)濟等問題，同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派別代表人士，如國家主義者余家菊、自由主義者胡忠明、無政府主義者江亢虎等人展開激烈辯論。
武昌高師向為守舊的經(jīng)心派（前清武昌經(jīng)心書院）教員把持。耿丹到校后，即團結進步教授，鼓吹新思潮，學校風氣為之一新。學校當局實行禁閉政策，不準學生外出參加社會活動，早晚要到班上點名，動輒開除學生。耿丹鼓勵學生自治；允許學生請假外出，參加社交活動；學生伙食由學生自己管理，經(jīng)濟公開，如有克扣、舞弊等事情，學生可向包伙廚房罰款；對不學無術的教授，學生可以建議學校解聘。１９２２年１月１日，武昌高師成立了武漢地區(qū)第一個學生自治會。同年，湖北女師進步教員黃負生、劉子通因提倡女子解放被無理解聘，學生夏之栩等挽留，也被無理開除。耿丹和武昌高師學生自治會成員積極奔走于湖北教育界，支持女師學生正義斗爭，并首先在武昌高師開放女禁，將被無理開除的陳端本、蘭淑文等學生招收進來，實行男女同校。武昌高師校長譚錫恩對學校一系列變革極為反感，請來軍警鎮(zhèn)壓學生，勒令１３名進步學生退學。耿丹支持學生自治會發(fā)起驅譚運動，組織代表團赴京請愿，譚錫恩被迫辭職。
１９２３年２月７日，爆發(fā)了震驚中外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耿丹參加了湖北全省工團聯(lián)合會的組織和領導工作，推動武漢各工團、各學校開展同情罷工、罷課，聲援鐵路工人的罷工斗爭，并組織慰問隊，前往江岸慰問罷工工友。“二七”大罷工失敗后，耿丹被指名通緝。他當即同李漢俊經(jīng)上海到達北京，找到陳獨秀，策動湖北籍國會議員胡鄂公在眾議院對鎮(zhèn)壓罷工的元兇——湖北督軍肖耀南提出彈劾。不久，耿丹仍回武昌高師工作。
耿丹主持武昌高師教務以后，力掃積弊，打破黨派界線，延覽人才，受到學校進步師生的擁戴，也受到學校經(jīng)心派首領黃際遇等人的拼死反對。黃際遇等一面勾結經(jīng)心派教師，訂攻守同盟，一面收買部分學生，聯(lián)名驅耿。由于耿丹為多數(shù)人信任，所以驅耿陰謀未能得逞。黃際遇又變更手法，勾結同黨煽惑理科學生張貼驅逐耿丹、李漢俊等文科大教授的標語。文科學生以耿、李等學識優(yōu)異，教授得法，平日素所敬仰，自當拼命反對，因而這次陰謀又化為泡影。黃際遇等仍不甘心，便利用“‘二七’工潮事件”，到兩湖巡閱使署等處密告耿丹、李漢俊，致使兩湖巡閱使署于次年春再次通緝耿丹、李漢俊。
１９２４年９月，武昌高師改名武昌大學，校長張繼煦同時去職。１０月，馮玉祥發(fā)動北京政變，湖北宣告與中央政府斷絕關系，因而學校一直無人主事。經(jīng)李漢俊、郁達夫等進步教授的多次呼吁，１１月１４日，湖北督署不敢違抗進步學生的強烈要求，同意耿丹代理武昌大學校長職務。
１９２５年１月，國民黨中央委員、后為西山會議派成員的石瑛回到湖北，接替武昌大學校長。他在學校中成立“孫文主義學會”，發(fā)展會員，網(wǎng)羅黨羽，排斥進步力量，如開除名教授黃侃，擠走進步教授郁達夫等。耿丹、李漢俊在黨的領導下，發(fā)動驅石學潮。
“五卅”慘案發(fā)生后，國內(nèi)各校均未舉行期末考試，至下學年開學，石瑛為打擊聲援“五卅”運動的學生，強令學生補考，并親自查卷，評定甲乙，分別升降，結果僅附中學生留級者就達百名。１２月９日，石瑛節(jié)外生枝，強令附中教師復評三份試卷，尋機打擊另外三名學生。附中師生積憤難平，一舉沖進校長室，將石瑛雙手反綁在椅子上，償以飽拳，逼其辭職。同日，湖北督軍肖耀南指使反動軍警包圍附中，勒令學生解散，同時開除學生五名，逮捕二名。
１０日，耿丹發(fā)動進步師生聯(lián)名發(fā)表宣言，呼吁武漢學界一致驅石，反對督軍迫害進步師生，將斗爭擴展到武漢全市。１１日，武漢各校一致罷課，援助該校學生，并排隊到督署請愿，要求釋放被捕學生。１５日，武漢各校學生代表千余人、工人代表約百人集會，通過了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政府的十條決議。
在耿丹、李漢俊策動下，武漢學生運動風起云涌。北洋軍閥督署害怕學潮擴大，最后迫使石瑛辭去了國立武昌大學校長職務。石瑛辭職后，學校各項工作暫由教職員和學生推舉代表組成校務維持會，共同主持。學校又出現(xiàn)了生機勃勃的景象。這一年，武昌大學黨團組織有了很大的發(fā)展，正式成立了中共武昌大學支部。耿丹懷著激動的心情，向支部提出了入黨申請。此后不久，耿丹經(jīng)李國喧、宛希儼介紹，董必武、吳玉章批準，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成為無產(chǎn)階級先鋒戰(zhàn)士之一員。
策反劉佐龍 接應北伐軍
１９２６年５月，廣州革命政府開始出師北伐。耿丹欣喜萬分，與董必武等一起，緊張地投入了湖北各界群眾的組織動員工作，以接應國民革命軍的北伐。７月１０日，北伐軍攻克湖南長沙，耿丹作為教育界的代表，參加湖北省各界歡迎北伐軍代表團，隨董必武、李漢俊赴湖南慰問。８月９日到達衡陽，１２日抵長沙。
在長沙召開的軍事會議上，大部分人不同意蔣介石先贛后鄂的意見，主張乘吳佩孚南北奔命之時，用速戰(zhàn)速決的戰(zhàn)術，直搗武漢，擴大戰(zhàn)果。會議遂決定先攻武漢，對贛取監(jiān)視態(tài)度。這時，唐生智提出，駐守漢口的鄂軍第二師師長劉佐龍，曾答應在一定條件下倒戈，反對其上司陳嘉謨，以配合國民革命軍入城，但需要有人策動。耿丹與劉佐龍曾同在黎元洪手下任職，有舊交，他主動接受了這一任務，回漢策反劉佐龍部。
耿丹之妻張篤和其時正在漢口市黨部婦女部工作，耿丹通過張篤和往返聯(lián)絡，劉佐龍答應在北伐軍攻抵武漢時即起兵響應，但以屬部擴充為軍、他自己當軍長為條件。張篤和將其信件縫在鞋底里，托人帶到長沙，劉的要求得到應允。１９２６年９月１日，北伐軍第四、第七、第八軍抵達武昌城外。９月５日，當?shù)诎塑娨徊科冉鼭h陽時，劉佐龍率鄂軍第二師起義，加入革命，并自漢陽炮擊漢口查家墩吳佩孚司令部。９月６日、７日，北伐軍先后占領漢陽、漢口。隨后，鄂軍第二師擴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十五軍，劉佐龍任軍長，耿丹任軍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耿丹從長沙回到武漢任十五軍黨代表后，在繼續(xù)穩(wěn)定劉佐龍的同時，將主要精力用于協(xié)助董必武、李漢俊、張國恩等從事省、市黨政機構的籌建工作。９月２３日，湖北省政務委員會成立。后在李漢俊的提議下，成立了湖北省教育討論會，聘請共產(chǎn)黨員董必武、錢介磐、耿丹和國民黨左派鄧初民（新中國成立后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等九人為會員，負責“改造及振興”全省教育事業(yè)。１０月１０日北伐軍光復武漢三鎮(zhèn)后，又正式成立了國民黨湖北省黨部，董必武、張國恩為常務委員，耿丹、李漢俊、何羽道等為執(zhí)行委員。
１１月１２日，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舉行第二次代表大會，耿丹當選為青年部長。省、市黨政機關建立后，為發(fā)動武漢群眾接應北伐軍入城、開展全省工農(nóng)運動、迎接國民政府蒞漢辦公及收回英租界等，進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武漢成為全國革命的中心。耿丹身兼數(shù)職，各項工作都完成得非常出色。
耿丹十分注意部隊的政治方向，用無產(chǎn)階級思想改造部隊。他帶領部隊積極參與工人運動、農(nóng)民運動、學生運動，積極協(xié)助漢口工人收回英租界，并在租界里設立特別第三區(qū)，行使原租界管轄權。他還任命進步的黃埔學生擔任政治部科長和師、團、營政治工作干部，用革命理論和良好作風教育和影響部隊。一些舊官僚軍閥作風嚴重，隨意打罵工農(nóng)群眾，甚至辱罵政治工作干部，耿丹對他們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和耐心的教育。當劉佐龍在全軍營以上政治工作干部會議上大肆叫囂“工農(nóng)運動過火，糟得很”時，耿丹立即指出：“工農(nóng)群眾反帝反封建是天經(jīng)地義，好得很！”一針見血，當面予以駁斥。對劉佐龍克扣士兵薪餉的事，耿丹也多次提出批評和勸告。因此，劉佐龍十分痛恨耿丹，等待時機報復。
堅持革命 殺身成仁
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蔣介石完成了一系列反革命部署后在上海發(fā)動政變，瘋狂屠殺共產(chǎn)黨員和工農(nóng)群眾。消息傳來，武漢軍民義憤填膺，而劉佐龍卻暗中與蔣方信使往還，伺機倒戈，破壞革命。面對這種情勢，武漢國民政府在中國共產(chǎn)黨推動下，為增強革命戰(zhàn)斗力，防止不測，對黨政軍各方面人事作了調(diào)整，任命耿丹兼任第十五軍副軍長，以加強對劉佐龍的控制。
耿丹對劉佐龍早有警覺。他得到駐防宜昌的獨立十四師政治部代主任李伯剛的報告，說該師師長夏斗寅有異動之勢，與劉佐龍勾結，要劉在夏部攻抵武漢時響應。耿丹心中焦慮不安。５月１５日下午２時，適逢林伯渠參加耿丹兼任副軍長就職典禮，耿丹將此情況作了匯報。５月１６日，林伯渠在軍委會上報告夏部已抵咸寧、蒲圻間，商討對付辦法，決定由武昌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昌中央農(nóng)民運動講習所等１０００余名學生，加上第四軍新兵團和教導營，組成中央獨立師，由第四軍第二十四師師長兼武漢衛(wèi)戍區(qū)司令葉挺統(tǒng)一指揮，阻擊叛軍。５月１７日，葉挺所部又挺進紙坊，與敵激戰(zhàn)。結果，夏斗寅部全線崩潰、狼狽逃跑。擊敗夏斗寅的進攻，使劉佐龍不敢輕舉妄動，蔣介石“大失所望”。武漢轉危為安。５月２３日，耿丹與林伯渠歡聚于東坡樓。
其時，中國共產(chǎn)黨正在漢口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全會代表聽取了粉碎夏斗寅叛亂經(jīng)過的報告，討論了夏斗寅叛亂后的局勢和中國共產(chǎn)黨的政策，通過了《關于夏斗寅叛變告民眾書》、《告夏斗寅部下的士兵》兩個文件，從而擊破了夏斗寅、劉佐龍散布的種種謠言，澄清了社會上的思想混亂，穩(wěn)定了軍心民心。
７月１５日，武漢汪精衛(wèi)集團叛變。耿丹遵照黨中央指示，即時發(fā)表公開聲明，憤然辭去所兼各職。７月２４日夜２２時，耿丹在湖北省黨部后樓何羽道宿舍出席一個緊急會議。參加會議的有董必武、陳潭秋、李漢俊及退出省黨部的其他共產(chǎn)黨員何羽道、錢介磐等人。會議討論了國共分裂后的政治形勢，商定立即組織力量到鄂東地區(qū)領導農(nóng)民舉行武裝起義，以武裝的革命對付武裝的反革命，同國民黨反動派血戰(zhàn)到底。
８月９日，蔣介石利用劉佐龍痛恨耿丹的心理，派遣特務，唆使劉佐龍捕殺耿丹。８月１１日下午，劉佐龍突然打電話請耿丹前往查家墩軍部“議事”。耿丹接電話后，即帶勤務兵羅前澤等驅車前往。耿丹一到軍部，劉佐龍副官劉智即將羅前澤及車夫關閉于樓下，讓耿丹只身上樓。劉佐龍大聲喝斥，指責耿丹不該說他是反革命，更不應該說他克扣士兵薪餉等話。耿丹說：“我的工作是按照國民政府的命令進行，并無其他行為，昭昭在人耳目，軍長所說的話，可以詳細調(diào)查。”劉佐龍說：“什么國民政府，我還要調(diào)查什么東西，綁出去槍斃了再說！”耿丹說：“既然要槍斃我，為什么不詳細調(diào)查證據(jù)，為什么不呈請軍事委員會？”劉佐龍說：“什么軍事委員會，什么叫做確實證據(jù)，本軍長一概不知道。你說我是反革命，我就是反革命，我要槍斃你就得了！”說完，一陣獰笑，隨即令其左右將耿丹綁出軍部左側，以“煽惑軍心”的罪名，擊掌為號，鳴槍殺害。耿丹不幸遇難，時年僅３５歲。
耿丹為中國革命貢獻了他的聰明才智和寶貴生命。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５日，中央人民政府追認其為革命烈士，并向其親屬頒發(fā)了革命犧牲軍人家屬光榮紀念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