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13—1916年間，李大釗到日本留學。此時的日本深受西方文明的影響，他也由此對西方文明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感悟。李大釗認為東方文明是“靜”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動”的文明，這是東西方文明的“根本不同之點”。在他看來，博大精深的東方文明能夠融會注重物質(zhì)的西方文明，“以創(chuàng)造新生命而演進于無疆”（《李大釗全集》第2卷，第311頁），對中華文化發(fā)展前途表現(xiàn)出極大的自信。

即使在新文化運動期間，李大釗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之一，猛烈地抨擊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和封建“君學”，但他和很多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都沒有全盤否定傳統(tǒng)文化。李大釗主張“打倒孔家店”，但他并不是全盤否定孔子，他反對的是被歷代封建帝王塑造成“專制政治之靈魂”（《李大釗全集》第1卷，第429頁）的孔子形象，根本目的在于否定封建君主制度、建立現(xiàn)代新國家。他對孔孟學說也沒有一概否定，而是辯證地看待，以求解決中華文化的繼承與發(fā)展問題。他認為孔孟之道中有很多能助益于個人修養(yǎng)和符合建設現(xiàn)代新國家的部分，應繼續(xù)發(fā)揚光大。譬如，他推崇孔孟的“實踐”主張及“自重”的個人修養(yǎng)精神?！暗珜W其有我，遵其自重之精神……”（《李大釗全集》第1卷，第274頁）。他也推崇儒家忠恕思想，甚至將其與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相提并論，認為根據(jù)儒家忠恕思想和西方自由平等學說來修身養(yǎng)性、謹慎自持，最終就可以“養(yǎng)守法循禮之習慣，而成立憲紳士之風度”（《李大釗全集》第1卷，第520頁）。盡管李大釗為著“科學”“民主”的目標迫切要求破除孔孟之道的桎梏，但他仍然認為總的來說東方這種海納百川的“靜”的文明能夠使西方人變得更深沉、更有內(nèi)涵，“使彼西人依是得有深透之觀察”（《李大釗全集》第2卷，第311頁）。

新文化運動時期，關于東西文化的論爭逐漸分為兩大對立的派別，一派主張“全盤西化”，一派主張東方文化優(yōu)于西方文化并堅持用東方文化來改造世界。李大釗則科學地規(guī)避了他們的片面性、機械性。他既不贊成激進的全盤西化論者的主張，又不贊同拘泥于傳統(tǒng)文化的保守派，而是理性地認識到兩種文明雖性質(zhì)不同，但具有互補性。東西方文明一主動一主靜，“正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缺一不可?！保ā独畲筢撊返?卷，第311頁）東方文明應該吸收西方文明的優(yōu)長“以濟吾東洋文明之窮”（《李大釗全集》第2卷，第317頁）。同時，東方文明又能使西方文明除“物質(zhì)”之外，增添“精神”氣質(zhì)，“宜斟酌止其物質(zhì)的生活，以容納東洋之精神的生活”（《李大釗全集》第2卷，第312頁）。他還指出，有志之士應使西洋之“動”的文明融會于東洋“靜”的文明之中，“使之變形易質(zhì)于靜的文明之中，而別創(chuàng)一生面”（《李大釗全集》第2卷，第312頁）。李大釗對融會、調(diào)和西方文化充滿自信，這是因為他對東西方文化有深刻的認識，也與他客觀、理性的態(tài)度和辯證、科學的方法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