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大樹 1957年生。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宋元明考古、陶瓷考古等。1987年主持河北磁縣觀臺磁州窯遺址的發(fā)掘。2006年主持浙江省龍泉市大窯龍泉窯遺址的發(fā)掘。2009—2014年承擔商務部文化援外項目，赴肯尼亞調查出土的中國瓷器。著有《觀臺磁州窯址》《宋元明考古》等。

肯尼亞地處非洲東部，瀕臨印度洋，自古以來就是環(huán)印度洋貿易圈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古代文獻對這里的記載可以上溯到公元9世紀。地理大發(fā)現以后，東非地區(qū)是西方列強東進的重要基地，在環(huán)球貿易體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這里作為東方瓷器參與環(huán)球貿易的一個中轉地點和目的地，見證了中國古代瓷器貿易的風風雨雨。

歷史上，包括鄭和下西洋時期中國與肯尼亞及東非地區(qū)的交往是存在的。在肯尼亞的幾處遺址中，均有一些元末明初或明代的中國瓷器。對肯尼亞出土中國瓷器的調查和研究，既是其歷史地位的必然體現，也是中國古代外銷瓷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讓中國學者將研究視角伸向海外，并讓中國考古走向世界的機遇。

肯尼亞沿海地區(qū)古代遺址出土中國瓷器概況

按照項目要求，北京大學調研小組于2010年12月至2011年1月間赴肯尼亞開展第一次調研工作，后又在2012年7月和2013年7月兩次前往肯尼亞，對肯尼亞沿海地區(qū)部分以前經過正式考古發(fā)掘的古代遺址中出土的中國瓷器進行考古學調研。由于肯尼亞對以往發(fā)掘出土的資料保存較好，成為我們開展調研工作的基礎，整理的資料來源主要集中在幾個地點：蒙巴薩市耶穌堡博物館（Fort Jesus）及肯尼亞國立博物館濱?？脊挪康膸旆?；拉穆島拉穆城堡（Lamu Fort）和格迪（Gedi）古城遺址博物館。

三個年度我們共調研和整理了37處古代遺址出土的中國瓷器，其中包括一些世界知名的斯瓦希里（Swahili）遺址，有蒙巴薩市耶穌堡（Fort Jesus）遺址，馬林迪市格迪古城遺跡（Gedi Ruin），另有拉穆島拉穆鎮(zhèn)遺址（Lamu）、帕泰島帕泰遺址（Pati）、曼達島曼達遺址（Manda）、姆納瑞尼（Mnarani）、馬林迪老城（Malindi old town）、蒙巴薩老城（Mombasa Old Town）、拉穆島希拉（Shella）、基里菲（Killfi）等遺址，此外，還調研了蒙巴薩耶穌堡博物館，拉姆博物館和格迪古城遺址博物館3個博物館中收藏的出土地點不明的中國瓷器。共整理古代輸往東非的中國瓷器9552件（片），及日本、歐洲瓷器55件（片）。另外，北京大學考古隊對曼布魯伊等遺址考古發(fā)掘出土的1060件中國瓷片也進行了整理，共計10607件（片），拍攝照片近20000張，繪制線圖1200余張。

調研工作采取的主要方法是調研人員根據自己的認知能力對各遺址出土的瓷器進行鑒定，確定出土瓷片的時代和產地。因此，調研人員盡量集中了各地具有專門知識的人員，并在調研中對肯尼亞出土的中國瓷器與在國內收集的瓷器資料庫進行了充分的對比，同時有多位肯尼亞國立博物館的學者參與我們的工作。我們對出土瓷器的鑒定還輔以科技手段，北京大學崔劍峰副教授兩次到肯尼亞對部分出土的中國瓷器進行了現場測試，主要對樣品釉面進行分析，共獲得可以用于統(tǒng)計的10個元素數據，包括Zr、Sr、Rb、Th、Fe、Mn、Ti、Sc、Ca、K等。對于部分元代的青花、釉里紅瓷器，以及耶穌堡博物館展陳的青花瓷器又進行了釉下彩的成分分析，以判別其所用釉下彩料的來源或時代，共提取數據一千余項。

對于肯尼亞沿海地區(qū)我們調查的37個遺址每個遺址中出土的中國瓷器，我們都作為一個個案單位來對待，在鑒定了產地和時代后進行了詳細的統(tǒng)計。最后，再將肯尼亞沿海地區(qū)出土的所有中國瓷器作為一個整體，對其進行統(tǒng)計分析，可以清楚看出中國瓷器輸往東非乃至整個印度洋地區(qū)的階段性和特點，從而對古代瓷器的外銷有了新的認識和突破。

肯尼亞沿海出土中國瓷器反映的階段性歷史

以肯尼亞沿海地區(qū)為代表的東非斯瓦希里海岸地區(qū)，在古代從南中國海到印度洋的貿易圈以及后來的環(huán)球貿易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對此地出土的中國古代外銷瓷器進行研究，可以考察中國古代海上貿易整體情況的興衰變遷。

從我們在肯尼亞調查的幾個遺址中出土的中國瓷器看，大體可以看到中國瓷器輸入東非地區(qū)乃至環(huán)印度洋地區(qū)有幾個高峰時期：

（一）晚唐五代到北宋初期（公元9—10世紀）

東非地區(qū)是中世紀以來環(huán)印度洋地區(qū)繁榮發(fā)展的海上貿易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節(jié)點，或者稱為端點。我們在考察中發(fā)現，在肯尼亞沿海地區(qū)的遺址中出土了一定數量的公元9世紀長沙窯瓷器、公元9到10世紀的越窯瓷器、廣東產青瓷器和部分北方地區(qū)的白瓷及早期安徽繁昌窯的白瓷器，即學界通常所說的“四組合”。

早期的中國外銷瓷器主要集中在拉穆群島地區(qū)（Lamu archipelago），在拉穆群島帕泰島（Pate island）的上加遺址（Shanga）和曼達島上曼達遺址（Manda）中都發(fā)現了公元9世紀的長沙窯瓷片。

早期的資料以上加遺址為重點。上加遺址位于拉穆群島的帕泰島上，為一處存在于8世紀中葉到15世紀初的斯瓦希里聚落遺址。上加遺址共出土中國瓷器360片以上，瓷器類別有碗、盤、折沿盤、板沿盤、瓶、罐、執(zhí)壺、盞、洗等。釉色品種有青瓷、白瓷、青白瓷、青花瓷器等，生產地有長沙窯、越窯、定窯（邢窯）、繁昌窯、景德鎮(zhèn)窯、福建窯、廣東窯，時代從公元8世紀中期到19世紀。由于發(fā)掘距今已有較長時間，資料已有所散失，我們收集并調研的材料有335片。我們調研發(fā)現的公元9—10世紀的長沙窯瓷片共計19片，其中17片為晚唐時期的產品，只有兩片為五代時期的產品。遺址中出土的越窯瓷器共計36件，其中屬于公元9—10世紀的19件，這19件當中只有2—3件是公元9世紀的，其余均為公元10世紀的產品。從其他地區(qū)發(fā)現的資料看，公元9世紀最主要的輸出品是長沙窯瓷器，而到了公元10世紀時長沙窯已衰落，基本退出了外銷的行列，被此時盛燒的越窯所取代，這一點在東南亞發(fā)現的一些沉船中也可以觀察到，肯尼亞的發(fā)現再次證實了這一點。

肯尼亞當地出土中國瓷器的遺址數量和各遺址中發(fā)現的中國瓷片數量都表明：從晚唐到北宋初期，中國瓷器通過海路的外銷從創(chuàng)始階段迅速達到第一個高峰。不過在早期階段，中國瓷器的輸入大體上是通過轉口貿易輸入的。與此后的各階段相比，公元9—10世紀在肯尼亞發(fā)現的中國瓷器，從發(fā)現的地點和數量看都還比較少。從技術上及規(guī)模上，當時可能還達不到直接貿易的程度。

中國輸往肯尼亞的瓷器，自公元9世紀開始，基本上是相延不斷的。2010年，北京大學與肯尼亞國立博物館聯(lián)合考古隊第一次對位于肯尼亞馬林迪以北11公里的曼布魯伊村遺址進行了考古發(fā)掘，清理了公元11世紀以降的文化層。發(fā)掘出土了一些當地生產的陶器，據肯方學者鑒定，至少可以早到公元11世紀，這次發(fā)掘發(fā)現了中國瓷片229件，其中南宋時期的標本鳳毛麟角，屬于公元12世紀的中國瓷片只有一兩片。從這種現象可以推斷，北宋中后期到南宋末期（公元11世紀中葉—13世紀中葉），盡管從南中國海到印度洋地區(qū)的貿易始終在進行，但是總體上講，這個階段是海上貿易的一個低潮。

這很可能與當時占據馬六甲海峽的三佛齊王國先后與爪哇島的馬打蘭王國和位于印度的注輦王國發(fā)生戰(zhàn)爭有關，這些戰(zhàn)爭，使溝通南中國海和印度洋的水道馬六甲海峽處于交通不暢的狀態(tài)，從而阻滯了當時環(huán)印度洋的海上貿易，特別是阻滯了中國瓷器的輸出。這是我們研究外銷陶瓷階段性的一個新問題，也應在環(huán)印度洋的其他遺址調查中予以關注。

（二）南宋末期到明代初年（公元13世紀后半葉到15世紀初）

從南宋后期開始，東非發(fā)現的中國瓷器再次進入了大規(guī)模的增長時期，尤其以元代的輸出量最大。

器物的品種主要是龍泉窯青瓷，少量的景德鎮(zhèn)產青白瓷和福建地區(qū)的青瓷器及青白瓷產品，也有少量景德鎮(zhèn)產的精美元青花和釉里紅產品。我們的調查表明，肯尼亞的南宋后期到元代前期中國器物還較少，在總數9552件當中只有71件，占0.7%；到元代中期以后中國瓷器開始出現大幅增加，總計658件，占6.9%；部分器物的質量相當高，或許帶有官方貿易的性質。

一般認為，歷史上蒙古人第三次西征中建立的伊爾汗國與中央大汗基于血緣關系，可能形成了二者之間密切的海上交通，從而掀起了中國與印度洋地區(qū)海上貿易的又一次高峰。

我們以肯尼亞馬林迪市附近著名的格迪古城（Gedi Ruin）遺址出土的中國瓷器的統(tǒng)計數字，來看元代到明初中國瓷器銷往非洲的情況：

格迪古城位于肯尼亞沿海地區(qū)中部馬林迪（Malindi）市西南約15公里處，其興建于公元12或13世紀，逐漸成為一個有3000左右人口的繁榮的聚落，到公元16世紀末期這個聚落突然消亡了，格迪古城的突然廢棄也成為一樁懸案，至今并無一個統(tǒng)一的認識，但格迪古城卻被相當完好地保存了下來。

我們對古城發(fā)掘出土的全部中國瓷器進行了調研，共計調查中國古代瓷器1257件（片）。

從產地看，在古城總計1257件出土中國瓷器標本中，景德鎮(zhèn)窯瓷器469件，占總數的37.31％；龍泉窯瓷器737件，占總數的58.63％；福建窯口瓷器30件，占總數的2.38％；廣東窯口瓷器14件，占總數的1.1％；磁州窯瓷器1件，占總數的0.07％；不明窯口瓷器6件，占總數的0.47％。

從時代看，除去6件不明窯口和時代的瓷片，在總計1251件調查的可斷代的瓷器中，南宋瓷器共計2件，均為景德鎮(zhèn)窯青白瓷，占總數0.16%。元代瓷器共計289件，占總數的23.1％。其中福建窯口瓷器30件，占該期瓷器總數的10.38％；龍泉窯瓷器256件，占該期總數的88.58％；廣東窯口瓷器兩件，占該期總數的0.69％，磁州窯瓷器1件，占該期總數的0.35％。可見元代的輸出品主要是龍泉窯瓷器。

元代末期到明代初期（公元1333—1402年），總計調查217片，占總數的17.35%。其中龍泉窯（含龍泉窯系）瓷器182件，占該期總數的83.87%，景德鎮(zhèn)窯瓷器35件，占總數的16.13%。

明代早期瓷器（洪武到宣德，公元1368—1435年）共計292件，占總數的23.34％。其中景德鎮(zhèn)窯明代洪武到天順時期瓷器兩件，占該期總數的0.68％；龍泉窯明代早期瓷器290件，占明初瓷器總數的99.32％。

元代到明代早期輸往東非地區(qū)的瓷器，與東南亞地區(qū)的考古發(fā)現不同，那里大量發(fā)現的是福建地區(qū)產品，這里相對少見；但是龍泉窯瓷器的數量很多，既有較粗的產品，也有一些質量很好的器物，包括明代初年的官用龍泉瓷。這似乎與鄭和船隊的到達有關。

許多西方學者和肯尼亞學者都認為，中國人真正到達肯尼亞是在鄭和第五次航海時。而我們現在看到，在元代到明初時期，東非的中國瓷器貿易是一種廣泛而大量的輸入，很難證明當時沒有直接的貿易。事實上，元代著名的旅行家汪大淵就曾經親自到達過東非地區(qū)。

（三）明代中期的成化、弘治、正德年間（公元1465—1521年）

明初的外銷高峰大體止于宣德（公元1426—1435年）后期，從這時開始，明政府停止了航?；顒樱M而推行海禁政策，因此，從宣德后期到成化前期（約公元1430—1470年），在海外僅發(fā)現了極少量的中國瓷器。但從明中期開始，中國瓷器在格迪古城和北京大學考古隊發(fā)掘的曼布魯伊遺址（Mambrui）中有一個突然增加的現象，并達到了一個小高峰。

格迪古城出土中國瓷器的統(tǒng)計顯示，明代中期的瓷器共100件，約占總數的7.99％。景德鎮(zhèn)窯的青花瓷器占了絕對多數，共計90片，占該期總數的90％；龍泉窯瓷器4件，占該期總數的4％；廣東窯口瓷器6件，占該期總數的6％。從這個數據我們可以看出，到明代中期時，景德鎮(zhèn)瓷器已取代龍泉窯，成為最重要的外銷瓷品種，此時龍泉窯還有零星的外銷，但這已是肯尼亞出土的最晚的龍泉窯瓷器，此后就絕跡了。

到了明代成化（公元1465—1487年）后期，中國瓷器開始以較快的速度增長，并很快達到較大的規(guī)模，這應該是受到當時明朝境內某些因素的影響，如貨幣的銀本位化而導致的銀荒，明代生產中商品化程度的發(fā)展，使沿海地區(qū)的走私貿易迅速發(fā)展起來等。這種現象在東南亞地區(qū)也有較強烈的體現，屬于貿易體系的整體表現，并非東非地區(qū)特有現象。

另一方面，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于公元1453年至1683年間進入了其歷史上的全盛時期，它從南中國海到印度洋地區(qū)建立了發(fā)達順暢的貿易路線。再加之當時中國沿海地區(qū)走私貿易環(huán)境日益發(fā)展，最終促成了明中期這一高峰的出現。

（四）明代后期嘉靖、萬歷時期到清代前期康熙中期（公元16世紀中葉到17世紀末）

這一時期是大航海時期出現的國際貿易體系，特別是環(huán)球貿易體系中的中國外銷瓷器。其中又以明萬歷時期（公元1573－1619年）和清康熙時期（公元1662－1723年）為高峰期。我們在肯尼亞整理的這一時期的主要產品種類是景德鎮(zhèn)民窯的青花瓷、彩瓷，漳州窯青花瓷，景德鎮(zhèn)生產的一些精品瓷器以及一些廣東產的大罐等，還有少量的德化窯、廣彩瓷器。值得注意的是，這其中還有一些日本瓷器，當時是當作中國瓷器輸入的。

公元1498年1月，達·伽馬的船隊繞過好望角，1498年4月，葡萄牙人登陸馬林迪。在整個16世紀，馬林迪人和葡萄牙人始終保持合作關系。馬林迪城成為葡萄牙人在莫桑比克以北地區(qū)的活動中心。在16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葡萄牙人控制了整個東非海岸。

在我們調查的肯尼亞出土的9552件瓷器中，明朝嘉靖到天啟時期的共有542件，占總數的5.7%，與元代近百年的數量略同。而在格迪古城出土的中國瓷器中，明后期（嘉靖到天啟，公元1522—1627年）瓷器351件，占總數的28.06％。景德鎮(zhèn)窯瓷器345件，占該期總數的98.29％；廣東窯口瓷器6件，占該期總數的1.71％。在345件景德鎮(zhèn)瓷器中，嘉靖時期的共97件，占28.1%；萬歷時期的共241件，占69.86%；天啟時期的7件，占2%，足見明朝萬歷時期是葡萄牙人控制的環(huán)球貿易的高峰時期。盡管葡萄牙人于16世紀初就來到中國，但明政府拒絕他們登陸，所以他們在沿海地區(qū)開展了近半個世紀的走私貿易，在東非較少發(fā)現這時期的瓷器，表明葡萄牙人并未完成大規(guī)模環(huán)球貿易的開通。公元16世紀后半葉（嘉靖后期到萬歷年間），東非地區(qū)較多出土的景德鎮(zhèn)青花瓷器，表明葡萄牙人已經全面控制了環(huán)印度洋地區(qū)的貿易。這為我們了解葡萄牙人所開展的環(huán)球貿易的階段性問題，提供了一個可靠的證據。

清朝康熙年間是東非地區(qū)中國瓷器的又一個外銷高峰，這時的葡萄牙人已經被擠出貿易的主流，荷蘭東印度公司壟斷了中國到歐洲的貿易，并在清朝康熙年間達到高峰。這與公元1652年荷蘭在好望角建立殖民地密切相關。這期間中國瓷器輸出的規(guī)模大、數量多，產品主要是當地使用的日用瓷器，這種情況可以從在南非發(fā)現的中國瓷器的情況看出。而葡萄牙人控制的肯尼亞發(fā)現的清朝康熙年間的瓷器較多，與這一時期總的瓷器輸出的大環(huán)境相關，表明葡萄牙人依然從事少量的瓷器貿易活動。但在肯尼亞發(fā)現的清朝康熙時期瓷器，不同于荷蘭東印度公司經營的那種較精美的景德鎮(zhèn)瓷器，而是比較普通的景德鎮(zhèn)民窯瓷器。這說明，荷蘭東印度公司當時可能與景德鎮(zhèn)的某些特定的制瓷作坊有著固定貿易關系，而這些作坊在產品質量上比其他作坊更為精致。

公元1698年（清康熙三十七年），葡萄牙人被阿曼蘇丹國徹底趕出了東部非洲。東非沿海地區(qū)在印度洋上的中轉站地位喪失，盡管當地還有一些清中期（乾隆時期）景德鎮(zhèn)瓷器出土，晚清時期也有一些，但數量上已經不能與康熙時期同日而語了。

中國瓷器外銷與海上貿易的歷史

通過對肯尼亞沿海地區(qū)發(fā)現的中國瓷器的調查，我們可以就以下幾個問題更深入地探討中國瓷器外銷和海上貿易的發(fā)展歷史。

（一）關于明初中國瓷器輸出的間隔期

1958年英國學者湯姆·哈里森（Tom Harrisson）指出，在加里曼丹島西南至東北上百英里的海岸線范圍內，沒有發(fā)現任何明朝人在當地活動的痕跡——連破碎的明代瓷器也沒有，但是卻有上百萬片他們認為是宋元的瓷片?；诖?，他提出“Ming Gap”這個詞，也就是明初瓷器輸出間隔期。

2004年，曼谷大學東南亞陶瓷博物館館長布朗（Roxanna Brown）在她的博士論文中肯定了“Ming Gap”的存在。她通過梳理東南亞水域發(fā)現的15艘沉船出水的瓷器，提出兩個重要觀點：一是在公元1325年至1380年之間中國外銷瓷有一段考古上的缺口；二是公元1352年至1487年的一百余年中沒有外銷的中國青花瓷。布朗博士的觀點在學界迅速引起反響，“Ming Gap”一詞甚至成為明初中國瓷器外銷狀況的通識，并認為這種現象是由明朝統(tǒng)治者的海禁政策所致。

我們看到，元末到明初青花瓷器很少的現象在東非沿海地區(qū)部分得到了印證。然而，布朗博士主要基于東南亞水域發(fā)現的沉船所得出的結論，實際上并不十分準確。畢竟水下考古所發(fā)現的資料很難做到連續(xù)性，如果真正想得出中國瓷器按時代輸出的規(guī)模，對有連續(xù)堆積的古代貿易遺址的考古發(fā)掘，更能說明問題。

我們在肯尼亞沿海地區(qū)的調查表明，在元末到明朝洪武時期（即公元1325年至1380年之間），外銷瓷器在考古上的缺環(huán)，僅僅是因為目前發(fā)現的沉船資料不能覆蓋這一時期，但是在陸地上的發(fā)現，足以彌補這一缺環(huán)。

首先，通過前述的格迪古城出土的中國瓷器的統(tǒng)計數字我們可以看到，在元末到明初這一時期（公元1333—1435年），我們調查的格迪古城出土的可判定時代和產地的1251件中國瓷器中，有509件屬于這個時期，占了總數的40.69%，可見，這個時期輸往東非的中國瓷器，不僅不是一個空缺的時期，而且是持續(xù)大規(guī)模地運抵肯尼亞?！霸?325年至1380年之間外銷瓷有一段考古上的缺口”這一觀點并不能成立。此外，布朗博士所提到的從元末到弘治時期（即1352—1487年）沒有青花瓷的出口也是不完全正確的。這期間肯尼亞沿海不僅發(fā)現了眾多這時期的龍泉窯瓷器，而且也有元代后期景德鎮(zhèn)的青花瓷和明洪武時期的釉里紅瓷器。

其次，在格迪古城出土的屬于元末明初的509件中國瓷器中，有472件是龍泉窯瓷器，占出土中國瓷器的92.73%。這可以說明，這時龍泉窯的外銷規(guī)模遠遠大于景德鎮(zhèn)。所謂“Ming Gap”的問題，實際上與對龍泉窯瓷器的認知有關，明初所謂中國瓷器外銷的缺環(huán)，實際上是因為學界過去把大量明初的龍泉窯瓷器斷代為元代，因此才有這樣的缺環(huán)的認識。實際情況是，明初中國瓷器的外銷規(guī)模并不小，仍以龍泉窯瓷器為主。

進一步說，在檢討了從南中國海到環(huán)印度洋地區(qū)的許多遺址發(fā)現的中國瓷器以后，容易讓人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許多學者根據歷史文獻記載所得出的鄭和下西洋時期為新的貿易高峰期的結論，與此時期考古材料零星發(fā)現的情況并不相符。因此，這也引起人們對鄭和下西洋性質的認識和當時實際貿易規(guī)模是否足夠大的質疑。經過近些年的研究和考古新發(fā)現的資料，人們逐漸發(fā)現，在元末到明初這一時段內，中國瓷器的外銷其實并不稀少，龍泉窯瓷器在外銷中扮演了主角。造成上述誤解的原因在于，過去一段時間里學界對龍泉窯元代后期和明初的產品尚不能很好地區(qū)分，因此將大量明初的資料斷代為元代甚至是南宋，從而混淆了事實。其實如果能夠正確地識別元代與明初的龍泉窯瓷器，再輔以統(tǒng)計分析，則可讓我們得出結論：明代初期仍然延續(xù)著元代以來中國瓷器外銷的高峰。鄭和航海是與經貿活動相伴隨的。

（二）明初龍泉窯的輸出帶有官方色彩

200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等單位聯(lián)合發(fā)掘了龍泉市大窯楓洞巖窯址，確認這里就是文獻記載的明初生產御用瓷器的地點，使我們對明初用于貢御的官器有了較清晰的認識。這些器物制作精工，胎體厚重規(guī)整，釉色青綠，釉層較厚，勻凈光潤。特別是底部支燒所形成的刮圈非常規(guī)整，與一般民用器物有明顯區(qū)別。根據這些特征，我們識別出肯尼亞沿海地區(qū)出土的一些明初龍泉窯瓷器為官器。如在烏瓜納（Ungwana）遺址出土的一件青瓷刻花折枝蓮紋盤，伊沙卡尼（Ishakani）遺址出土的青釉刻花碗，格迪古城遺址出土的青釉印花團花紋碗，上加遺址和曼布魯伊遺址也出土了官器的殘片。

我們曾經對明初龍泉生產的官用青瓷做過一些調研，發(fā)現即便在明朝一些最重要的功臣墓葬中，如徐達家族墓、沐英家族墓以及其他一些王侯墓葬中，也幾乎不出土這類龍泉官器，這證明了其供宮廷使用的專一性質。而在海外的一些重要遺址中，如土耳其奧斯曼帝國托普卡比（Topkapi）皇宮博物館中，收藏有相當數量的這類瓷器。這似乎說明明初的龍泉窯瓷器曾較多地用于海上貿易，其中的官用瓷器則有一部分是專門用于出口的。由于這類器物是由政府下樣，而且記載龍泉貢御的文獻又在《大明會典》的工部條下，因此可以初步判定，龍泉生產的青瓷官器是由工部委派燒造的、可能用于官方活動和賞賜的器物。明永樂時期龍泉官器中特別流行的大盤子，至少有一部分可能是專門為了鄭和航海制造的，在航海活動中用于賞賜所到之處的各地統(tǒng)治者。

從另一個角度說，這些發(fā)現又反證了鄭和下西洋時曾經到達過肯尼亞沿海地區(qū)。以往有中國學者通過研究《鄭和航海圖》中所繪出的東非地區(qū)的14個地點，指出可能有7處是其實際登陸的地點，而其中標注為“慢八撤”的地點應該就是今天的曼布魯伊。恰好我們在曼布魯伊遺址的發(fā)掘中還出土了一片永樂時期的景德鎮(zhèn)官窯青花瓷片和一枚“永樂通寶”銅錢。諸多考古資料相結合，成為鄭和曾經到達過東非肯尼亞，其中一個登陸地點就是曼布魯伊的有力證據。

《光明日報》（ 2018年08月26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