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國民黨軍調集130個團的兵力對湘鄂川黔蘇區(qū)發(fā)動新的“圍剿”。根據(jù)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軍委分會決定，紅六軍團第18師留在蘇區(qū)堅持斗爭（后于黔東江口地區(qū)與主力會合），紅二、紅六軍團主力于11月19日由桑植地區(qū)出發(fā)，實行長征（戰(zhàn)略轉移）。

蕭克回憶說：“紅二、紅六軍團退出湘鄂川黔根據(jù)地是主動地、有計劃地進行的，不是流寇式地單純軍事行動，也不是搬家式的消極逃跑。我們吸取中央紅軍及六軍團自己的經(jīng)驗教訓，退出時行李簡化，只帶一兩天米，輕裝前進。只要是有勝利的把握，就堅決勇敢地打仗。打好仗，就可以休整(多則十天半月，少則也三兩天)，就可以擴大紅軍。”一路上，紅二、紅六軍團以靈活的作戰(zhàn)行動，勝利地突破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于1936年元旦前冒著大雪進入了貴州東部高寒山區(qū)，把國民黨中央軍、湘軍、桂軍都遠遠甩在后面。

紅軍到達黔東地區(qū)，完成了戰(zhàn)略轉移的預定任務，但預定在黔東地區(qū)創(chuàng)建新根據(jù)地的設想?yún)s難以實現(xiàn)。紅軍剛剛到達石阡、江口地區(qū)，國民黨“追剿”軍十五個師就陸續(xù)圍攏而來，同時，這一地區(qū)地瘠民貧，經(jīng)濟落后，山大谷深，也不利于部隊久留和進行運動戰(zhàn)。基于此，軍委分會于1936年1月9日在石阡召開會議，決定放棄在湘黔邊建立根據(jù)地的計劃，繼續(xù)西進，爭取在貴州西部的黔西、大定（今大方）、畢節(jié)地區(qū)建立根據(jù)地。

紅二、紅六軍團部隊休整七天后，于1月20日開始西進。為了迷惑敵人，保證部隊順利渡過烏江，賀龍等人精心設計了“龍擺尾”的戰(zhàn)術，指揮部隊先是揮戈南下，進入余慶縣境，于21日在龍溪口附近突破國民黨軍第23師的防線。

1月24日是農歷丙子年大年初一。上午9點，紅二軍團第四師（師長盧冬生、政委冼恒漢）的炮兵、重機槍部隊為前鋒，經(jīng)紅燈堡、水絞占領甕安縣城，紅六軍團進駐猴場，國民黨保安團棄城逃走。紅軍在甕安期間，適值春節(jié)，由于中央紅軍、紅一軍團、紅六軍團都曾經(jīng)過此地，當?shù)乩习傩帐苓^革命影響，還留有部分傷病員，因此群眾基礎比較好。紅二、紅六軍團到達后，積極了解百姓疾苦和熟悉當?shù)貙嶋H情況，加強革命思想宣傳工作和力度，在甕安縣書寫標語，開群眾大會，積極開展宣傳和打富濟貧活動，給群眾分豬肉、鹽巴、土地等，和老百姓一道過了一個熱鬧的“紅軍年”。

紅軍隨后轉兵西進，連下洗馬河、龍里，以多路縱隊直趨貴陽。蔣介石曾經(jīng)在指揮部隊堵截中央紅軍長征部隊時，被毛澤東的兵逼貴陽搞得暈頭轉向，怎么也想不到賀龍也會再施佯攻貴陽、調虎離山之計，認定賀龍這次是要真攻貴陽，急調堵截紅二、紅六軍團的國民黨軍隊，紛紛急赴貴陽，使得烏江沿岸防御力量驟減。但遵義方向的國民黨軍約三個師卻準備南渡烏江，截擊紅軍。賀龍再施巧計，率部繞過貴陽，向貴陽西北疾進，擺出要經(jīng)息烽北渡烏江的姿態(tài)。蔣介石斷定紅二、紅六軍團是要走中央紅軍的老路，渡烏江北取遵義，于是又調重兵嚴守烏江，增兵遵義。紅二、紅六軍團抓住有利時機，向西北急進，奔襲扎佐，殲滅守敵兩個營1000人，襲擊修文，于2月2日從鴨池河渡口搶渡烏江，將國民黨軍各路“追剿”軍遠遠地甩到了身后。

紅二、紅六軍團渡過烏江之后，2月4日克黔西，6日占大定，9日取畢節(jié)，迅速地實現(xiàn)了戰(zhàn)略展開。在黔、大、畢地區(qū)，紅二、紅六軍團在貴州地下黨的配合下，很快開展了創(chuàng)建新的革命根據(jù)地的工作。2月7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川滇黔省革命委員會成立，賀龍為革命委員會主席，陳希云為代主席，朱長清為副主席。任弼時、關向應、王震、甘泗淇等出席了成立大會。革命委員會頒發(fā)布告宣告“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川滇黔省革命委員會是抗日政府的中堅支柱，是川滇黔邊區(qū)廣大民眾的臨時革命政府”。各縣蘇維埃和95個鄉(xiāng)、鎮(zhèn)、村的紅色政權也隨之建立。紅軍也得到了充分的休整，吸收了5000多名新戰(zhàn)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