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記》：最早的紅軍長征將士集體口述史

1936年8月5日，毛澤東和軍委總政治部主任楊尚昆聯(lián)署，向參加長征的同志發(fā)出了一封信。信的內(nèi)容是這樣的：“現(xiàn)因進行國際宣傳，及在國內(nèi)和國外進行大規(guī)模的募捐運動，需要出版《長征記》，所以特發(fā)起集體創(chuàng)作，各人就自己所經(jīng)歷的戰(zhàn)斗、行軍、地方及部隊工作，擇其精彩有趣的寫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清通達意，不求鉆研深奧，寫上一段即是為紅軍作了募捐宣傳，為紅軍擴大了國際影響。來稿請于九月五日前寄到總政治部。備有薄酬，聊志謝意?！?/p>

同時，毛澤東還向各部隊發(fā)出電報，稱：“現(xiàn)有極好機會，在全國和外國舉行擴大紅軍影響的宣傳，募捐抗日經(jīng)費，必須出版關于長征記載。為此，特發(fā)起編制一部集體作品。望各首長并動員與組織師團干部，就自己在長征中所經(jīng)歷的戰(zhàn)斗、民情風俗、奇聞軼事，寫成許多片斷，于九月五日以前匯交總政治部。事關重要。切勿忽視?！?/p>

毛澤東的號召，得到了紅軍將士們的積極響應，紛紛拿起筆來撰寫自己的長征回憶錄。中央領導、軍委領導同志首先帶頭寫作，如董必武、謝覺哉、徐特立、李富春、張云逸等。

做政治工作的陸定一、李一氓、肖華、王首道、熊伯濤等身體力行。在保安紅軍大學第一科學習的36名學員都是紅軍的高級干部，不少人也紛紛響應號召，如張愛萍、彭雪楓、劉亞樓、楊成武、譚政、耿飚、周士第、陳士榘、莫文驊、彭加倫、舒同、賈拓夫、童小鵬等。童小鵬在通知發(fā)出第二天的日記中這么寫道：“楊(尚昆)主任、陸(定一)部長又來要我們寫長征的記載，據(jù)說是寫一本《長征記》。用集體創(chuàng)作的辦法來征集大家——長征英雄們的稿件，編成后由那洋人帶出去印售，并云利用去募捐，購買飛機送我們，這真使我們高興極了?！蓖※i熱情高漲，一個人就寫了《離開老家的一天》《粵漢路邊》等7篇文章，最后一篇《殘酷的轟炸》完成于10月7日。他在日記中所說的“洋人”，正是埃德加·斯諾。

為出版《長征記》，紅軍總政治部專門成立了編輯委員會，主要成員有丁玲、徐特立、成仿吾和徐夢秋，整體工作則由軍委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徐夢秋負責，并由其負責最后統(tǒng)稿。1937年4月15日，丁玲在《文藝在蘇區(qū)》一文中生動描述了她編輯《長征記》時的愉快心情：“新的奇跡又發(fā)生了，這便是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征文。開始的時候，征稿通知發(fā)出后，還不能有一點把握。但在那悄悄憂心之中，卻從東南西北，幾百里、一千里路以外，甚至遠到沙漠的三邊，一些用蠟光油紙寫的，用粗紙寫的，紅紅綠綠的稿子，坐在驢背上，游覽塞北風光，飽嘗塵土，翻過無數(shù)大溝，皺了的紙，模糊了的字，都伸開四肢，躺到了編輯者的桌上。在這上面，一個兩個嘻開著嘴的臉湊攏了，蠕動的指頭一頁一頁地翻閱著，稿子堆到一尺高，兩尺高。這全是幾百雙手在一些沒有桌子的地方，在小油燈下寫清了送來的。于是編輯們失去了睡眠，日夜整理著，謄清這些出乎意料，寫得美好的文章?！?/p>

經(jīng)過近三個月的努力，到1936年10月底，紅軍總政治部就征集到200多篇文章，約50多萬字。毫無疑問，這些文字在長征回憶文本中具有無可替代的歷史地位，其文獻價值迄今為止也是最高的，因為它最真實、最質(zhì)樸，呈現(xiàn)了長征的最初的原始形態(tài)，字里行間閃耀著徹底的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理想主義的光芒。《二萬五千里》編輯完成后，并沒有付印出版，編輯委員會抄存了極其少量的內(nèi)部謄清稿。目前考證存世的僅有兩部。一部留存于延安總政治部宣傳部，一部則在1937年上半年經(jīng)由地下交通交給在上海負責恢復白區(qū)工作的馮雪峰。

《二萬五千里》為什么沒有及時印刷出版呢？以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為標志，中共和紅軍在陜北蘇區(qū)的危機得到了意料之外卻又在情理之中的化解，從此中共中央在政治上、軍事上打開了新的局面。這個時候，紅軍開始東征，丁玲等也趕往前線，《二萬五千里》的編輯工作也因此暫停了。

從1936年8月發(fā)出征文啟事，《二萬五千里》在延安的出版工作經(jīng)過6年時間的等待，遲至1942年11月才正式排版印刷，最終確定書名為《紅軍長征記》，分上下兩冊，選定文章100篇，32開，412頁，作為“黨內(nèi)參考資料”鉛印成書內(nèi)部發(fā)行，馬蘭紙印制。目前這個版本的《紅軍長征記》存世也極少，中央檔案館、國家博物館、中共中央宣傳部圖書館、陜西省檔案館和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各存有一套。其中，燕京圖書館收藏的版本，系朱德簽名贈送給斯諾的禮物。

這場由毛澤東親自發(fā)起的征文活動，可謂是中共黨內(nèi)和軍內(nèi)第一次大規(guī)模的集體文化創(chuàng)作活動。但遺憾的是，中共中央和軍委最重要的領導同志，包括毛澤東本人在內(nèi)，張聞天、周恩來、朱德、博古、王稼祥、凱豐、鄧發(fā)、劉少奇、林彪、彭德懷、劉伯承、葉劍英、李維漢、聶榮臻、羅榮桓、楊尚昆、鄧小平等，均沒有撰寫文章。由于工作繁忙和時局變化，毛澤東曾經(jīng)應允為《長征記》撰寫“總述”的愿望，也未能實現(xiàn)。謝覺哉在1945年11月2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讀《紅軍長征記》完，頗增記憶。沒有一篇總的記述?？偟挠浭霎斎浑y。毛主席說過，‘最好我來執(zhí)筆！’毛主席沒工夫，隔了10年也許不能全記憶，恐終究是缺文。”的確，缺文成了永遠的缺憾！

1954年2月，中共中央宣傳部黨史資料室編輯出版的內(nèi)部讀物《黨史資料》，選載重印了《紅軍長征記》的大部分內(nèi)容，受到黨政干部和青年學子的熱烈歡迎。第二年5月，人民出版社將此書改名《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公開出版，再次對全書內(nèi)容進行了增刪和修訂。從此，紅軍長征的故事走進了千家萬戶，走進了中小學生的課堂，成為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人間傳奇，而長征精神因此逐漸演化為中國人民艱苦奮斗、不怕犧牲、戰(zhàn)勝困難、勇敢前進的精神圖騰。

——世界，就是這樣知道長征的。

長征是中華民族開始崛起、走向偉大復興的一個紅色起點，它對21世紀的中國年輕人來說是一個“神話”，是豐富發(fā)展中華文化和中華文明的嶄新閱讀文本，是中國人永遠的精神財富。

長征，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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