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向紅四軍前委發(fā)了指示信（即《九月來信》）。圖為毛澤東寫給中共中央的回信。

正當紅軍局面有所好轉(zhuǎn)之時，中央的“二月來信”也到了前線?！岸聛硇拧笔侵醒肟紤]到前期毛澤東、朱德反映的，紅四軍離開井岡山后極為困難的實際情況，在聽取了共產(chǎn)國際的意見后提出的，要求朱、毛毅然脫離部隊，速來中央，讓紅軍留在原地分散打游擊，因為朱、毛在一起目標太大。但中央“二月來信”到前線時已是4月份了，當時的局面已有所好轉(zhuǎn)，紅軍已不再被動挨打了。所以，對中央“二月來信”的意見，朱、毛都表示反對。

毛澤東以紅四軍前委的名義復(fù)信中央，指出中央“二月來信”對紅四軍當時的客觀形勢和主觀力量估計過于悲觀，意見不切實際。朱德雖也不同意“二月來信”的觀點，但認為不應(yīng)批評中央。兩人的意見大體是一致的，但表達的方式不同。

當時，毛澤東是下級，上海的中央是上級，毛澤東寫信批評中央，就留下了后來被人指責“不服從中央領(lǐng)導(dǎo)、直接寫信與中央決策對抗”的話柄。紅四軍中一些主張分兵游擊的人，就以此事為由，講毛澤東不服從中央、大權(quán)獨攬，再次要求紅四軍分兵游擊。

應(yīng)該說，中央的“二月來信”，不僅沒有調(diào)和朱、毛之間的矛盾，反而使矛盾擴大化了。正在矛盾擴大的時候，來了一個關(guān)鍵性人物劉安恭。劉安恭的到來，直接導(dǎo)致朱、毛之爭呈現(xiàn)白熱化。劉安恭沒有來以前，朱、毛之爭還只停留在口頭交鋒，即便在毛澤東采取組織措施撤銷軍委時，朱德也沒有提出過任何實質(zhì)性意見。但劉安恭一來，卻挑起了很多事情。

1929年5月，中央派劉安恭到紅四軍工作。劉安恭早年留學德國，參加過南昌起義，后來又到蘇聯(lián)學習軍事。但他的身份背景比較復(fù)雜，在蘇聯(lián)學習期間因為托派嫌疑被蘇方遣回，中央也因此將他放到蘇區(qū)工作。但蘇區(qū)的同志卻不知道這些，還認為是中央派來了一位從蘇聯(lián)回來的“大員”。所以，紅四軍內(nèi)部爭論雙方都想爭取他的支持。

毛澤東首先作出表示，在前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提議成立紅四軍臨時軍委，在前委的領(lǐng)導(dǎo)下抓軍事工作，由劉安恭擔任臨時軍委書記。同時，毛澤東還將政治部主任讓給劉安恭來當。這樣，劉安恭不僅擔任紅四軍臨時軍委書記，還身兼政治部主任一職。

當時，政治部的權(quán)力很大，部隊“打土豪、分田地”所得及一些籌款都由政治部分配，這在當時是重大的資源分配權(quán)。毛澤東主動將這個權(quán)力讓給劉安恭，實際上是想爭取劉安恭的支持。但讓毛澤東沒有想到的是，劉安恭卻是支持朱德的，不僅因為他們是四川老鄉(xiāng)又曾一同留學德國，還因為劉安恭并不認同毛澤東的一些做法和觀點。

在一次前委會上，劉安恭說紅四軍的規(guī)章制度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經(jīng)典著作里都沒有記載，“一個字也對不上號，都是你們自己搞的，不合規(guī)范，土里土氣，農(nóng)民意識太強，應(yīng)該統(tǒng)統(tǒng)廢除”。劉安恭的這種態(tài)度是毛澤東最為反對的，就是“言必稱希臘”。毛澤東忍不住回應(yīng)：“腦袋長在自己肩上，文章要靠自己作，蘇聯(lián)紅軍的經(jīng)驗要學習，但這種學習不是盲目的，要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jié)合?！泵珴蓶|歷來主張這一點。劉安恭聽了很不高興，打斷毛澤東的話說：“你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缺乏信仰，馬克思列寧著作就是要句句照辦，你這里老改，改馬克思列寧的話不行?！?/p>

本來，朱、毛之爭的“溫度”并不高，毛澤東處于主導(dǎo)，朱德雖然內(nèi)心有些不同意見，但也沒有激烈的動作。但劉安恭一來就挑撥：毛澤東給中央的回信是反中央的，朱德雖有不同意見但保留，是服從中央指揮的，毛澤東是不服從中央指揮的。這就一下子把朱、毛之間的斗爭“溫度”撩撥得更高了。

陳毅是反對劉安恭的，他和林彪都特別看不上劉安恭。陳毅后來到上海向周恩來報告時講，以劉安恭的身份，開始大家對他還相當信任，覺得他是中央派來的特使，“外來的和尚好念經(jīng)”。因為，在紅四軍中，一般同志工作日久、相處極密，彼此長短都知道，外邊初來的人，至少同志們不知道他的短處，同時也沒有什么成見橫梗于胸中，工作就容易了。但沒想到的是，劉安恭來后卻激化了矛盾。陳毅說，本來就想讓劉安恭當個副營長，可最后卻讓劉安恭當了縱隊司令員，一縱隊司令員是林彪，二縱隊司令員就是劉安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