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上旬，旅里組織傘降訓練，要求人人參訓，教導員溫曦被分到我們訓練小組。作為為數(shù)不多的上等兵教練員，大多受訓者級別比我高、兵齡比我長，但為了完成好教練任務，我只能硬著頭皮上。
那天訓練，小組人員都在認真練習動作要領，溫教導員卻忙著接打手機。情急之下，為了不影響小組訓練進度，我不由得脫口而出：“教導員，訓練期間不能接打電話！”溫教導員尷尬地把手機放回兜里，官兵們齊刷刷地看著他。
“你們知道嗎，劉克貴今天竟然批評了教導員！”一時間，不少人都在議論此事，我心里不是滋味，但反過來想想，我做得并沒錯：訓練場上本來就要嚴肅認真，誰也不能例外，況且傘降是高危課目，平時練不好，上了飛機可是要出大問題的。
沒承想，幾天后，我的同年兵李志國打掃衛(wèi)生時，也和班長鬧起了別扭?！皶粫俏遗u教導員，帶了個不好的頭？”正當我開始反思自責時，又一次傘降訓練來臨，教導員依然在我的訓練小組當中。
當練到著陸姿勢定型這個課目時，教導員的手機又一次響起，我感覺到背后瞬間投來無數(shù)目光。還好，沒等我開口，教導員就迅速把手機放到宿舍。
那些天，處在輿論漩渦中的我有點不知所措。一邊是旅隊大抓傘降訓練的嚴峻形勢，一邊是我和教導員的尷尬處境。不知不覺中，我對訓練的要求漸漸放松了，只要不影響面上效果，對干部和老士官的一些不規(guī)范的小動作，我也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得過且過了。很快，訓練要求不嚴的影響就在考核中暴露出來，在離機、平臺和吊環(huán)這3個課目中，我那組的考核成績不出意外地墊了底。
就在這時，教導員主動找到了我，并對他在訓練場上的錯誤舉動道了歉：“我不該把手機帶到訓練場，更不該影響大家訓練，你不要有思想包袱，發(fā)現(xiàn)問題就要大膽指出來，我向你保證以后決不再犯。”
教導員一番語重心長的開導讓我重拾信心。在接下來的訓練中，我的嚴格要求并沒有給大家?guī)矸锤校M里每個人的訓練積極性反而提高了不少，教導員還時常主動申請進行動作示范，我們小組的訓練成績也實現(xiàn)了“逆轉”。
（謝志豪、本報特約記者 張 旭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