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27年至649年這23年期間，是我國封建社會發(fā)展歷程中非常輝煌、極為璀璨的年代，這就是被宋代以后政治家和史學家高度褒揚的“貞觀之治”時期。“貞觀”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號，“貞觀之治”是后世史家們對唐太宗在位時經(jīng)濟、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卓異成就及當時社會風貌的總體稱譽。
第一部探究闡述“貞觀之治”的史書是在“貞觀之治”結(jié)束后的八九十年，即唐玄宗開元晚期，由史家吳兢寫出了《貞觀政要》一書。這本卷帙雖小內(nèi)涵卻深的《貞觀政要》，采用了一種特殊體裁和表達方法，即按若干專題寫就編撰。全書共10卷40篇，每篇均為一個專題。其篇目及編次如下：君道、政體；任賢、求諫、納諫；君臣鑒戒、擇戒太子諸王、規(guī)諫太子；仁義、忠義、孝友、公平、誠信；儉約、謙讓、仁惻、慎鄙、慎所好、慎言語、杜讒邪、悔過、奢縱、貪鄙；崇儒、文史、禮樂；務(wù)農(nóng)、刑法、赦令、貢賦、辯興亡；征伐、安邊；行幸、畋獵、災(zāi)祥、慎終等。從內(nèi)容上看，每卷分別有一個主題，即為君之道、求賢納諫、君臣關(guān)系、教誡太子、道德規(guī)范、正身修德、文化政策、刑法貢賦、征伐安邊、善始慎終。用作者吳兢的話說，《貞觀政要》的主要內(nèi)容是“人倫之紀備矣，軍國之政存焉”。作者認為：“太宗時政化，良足可觀，振古而來，未之有也。”
《貞觀政要》和《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等有關(guān)貞觀政事的史籍典冊一起，成為研究唐朝初期政治嬗變和李世民、魏征等人政治思想的重要資料。特別是書中所提出的“君依于國，國依于民”的民本思想，務(wù)實求治、與民休息、重視農(nóng)業(yè)、發(fā)展生產(chǎn)的施政方針，“愛之如一”、公允持平的民族政策，用人舉賢與能的科學主張，廣開言路的開明施政，尊儒重教的文化政策，仁德先行、省刑慎罰的統(tǒng)治策略，以及儉約慎行、善始慎終的道德要求等等，使其在某種程度上成為那個時代中國實施封建統(tǒng)治的戰(zhàn)略和策略、理論和實踐相結(jié)合的政治經(jīng)典。
一部言簡意賅的《貞觀政要》當然不可能詳盡地反映“貞觀之治”的整體面貌，但其客觀上的確將開啟中國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社會鼎盛時期的“貞觀之治”的歷史影響，疏導植入后世統(tǒng)治者和大大小小官吏頭腦之中。特別是作者吳兢以“為君之道”開篇，以“慎終”終卷，中間略述各項政策及其實施，貫穿著唐太宗與魏征、房玄齡、杜如晦等大臣的問對、辯論，對后世也極富有啟發(fā)性。因此，《貞觀政要》一書特別受到其后諸多封建統(tǒng)治者的青睞與重視。唐宣宗作為晚唐時期一位很有作為的皇帝，史家對他評價較高，說宣宗統(tǒng)治時期，“刑政不濫，賢能效用，百揆四岳，穆若清風，十余年間，頌聲載路。”（《舊唐書·宣宗紀》）這雖不免有溢美夸耀之詞，但也的確反映出這一時期唐代政治面貌的基本狀況。也正是這位唐宣宗“書《貞觀政要》于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他把《貞觀政要》作為平素最重要的修政篤政的必讀書加以對待的。
宋、遼、金、元四朝最高統(tǒng)治者也都非常重視《貞觀政要》一書，后三朝還把它譯成了本民族文字并昭告皇室成員和文武官員認真研讀。據(jù)史料記載，金熙宗曾與大臣韓昉對《貞觀政要》進行專門討論，熙宗說道：“其書雖簡，足以為法?！彪S后他們又對唐玄宗進行了各抒己見的評價。元仁宗不僅自己高度重視，還要求身邊大臣都須閱讀《貞觀政要》，旨在追尋臻于“貞觀之治”的境界。
當然，無論是唐宣宗、遼興宗、金熙宗，還是金世宗、元仁宗等，都沒有締造出類似唐太宗“貞觀之治”的盛世隆局，后人也沒有理由更無必要苛求他們?nèi)〉萌绱顺删?，因為“貞觀之治”是綜合因素的結(jié)果。但是這里有一點是貫穿其間的，即他們都曾經(jīng)試圖以《貞觀政要》所反映的“貞觀之治”為鏡鑒和楷模，以開辟一個良好的政治局面和社會風貌。“貞觀之治”與《貞觀政要》這一歷史事實提醒和告誡我們，好書對于天下對于后人，的確具有不同尋常的作用與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