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轉折

■董保存

2015年6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貴州遵義會議紀念館。在二樓走廊，紀念館館長指著樓旁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槐樹告訴總書記，這棵樹，遵義會議時就有了，當年是一棵小槐樹，現(xiàn)在已經長成大槐樹了。總書記指出，要給大家好好講，告訴大家我們黨是怎么走過來的。

百年風雨路，崢嶸歲月稠。漫漫征程中，有多少腥風血雨，有多少艱難險阻，又有多少次轉危為安、踏上坦途……

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我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要說清楚這次轉折，就要從湘江之戰(zhàn)說起。此戰(zhàn)是中央紅軍長征以來遇到的一次重大危機。5天5夜的血戰(zhàn)之后，湘江變了顏色。江邊百姓看著血紅的江水，嗚咽著發(fā)誓：3年不喝湘江水，10年不吃湘江魚！

中央紅軍從出發(fā)時的86000余人銳減到30000多人。湘江戰(zhàn)役是中央紅軍長征以來最壯烈的一戰(zhàn)，也是關系中央紅軍生死存亡的關鍵一戰(zhàn)。

在悲壯的氣氛中，這支隊伍進入湘桂交界的越城嶺山區(qū)。如此慘重的損失，像巨石一樣壓在紅軍最高軍事領導核心“三人團”心上。作為黨的總負責人，27歲的博古幾乎精神崩潰。他曾舉著手槍對著自己的頭部比畫。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伸手奪過他的手槍說：“當心走火……”

下一步的路怎么走？我們要到哪里去？行進的隊伍彎彎曲曲，像一個巨大的問號。

長征隊伍中，由于傷病不得不坐擔架行進的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等，更是憂心如焚。他們看到的，不僅僅是湘江血戰(zhàn)，還見證過中央蘇區(qū)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廣昌戰(zhàn)役的失利……他們深切感到黨的軍事方針、路線出了問題。“中國革命的道路不能再這樣走下去了，這樣下去是不行的”“這支隊伍非被斷送了不可”。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負責人在通道城（今縣溪鎮(zhèn)）恭城書院舉行臨時緊急會議，討論紅軍進軍方向問題。周恩來爭取到博古的同意，把并沒有軍事指揮權的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張聞天和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找來一起參會。

有了說話的機會，毛澤東毫不隱諱自己的觀點。他說，情報表明蔣介石已判明紅軍是要到湘西去和紅二、六軍團會師，因而布好“口袋陣”，集結20萬軍隊圍堵。如按原定方案，我們等于自投羅網，應該立即放棄北上湘西的計劃，改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挺進，尋機開辟新的根據(jù)地。

張聞天、王稼祥支持毛澤東的主張。但是，“洋顧問”李德卻堅決反對西進，要按原計劃北上。激烈爭論中，周恩來提出，根據(jù)現(xiàn)有敵情，先改變行軍路線，西進貴州，再相機北上湘西。黨的總負責人博古點頭同意了。當天晚上，中革軍委發(fā)出了“萬萬火急”電令，“我軍明十三日繼續(xù)西進”“其第一師如今天已抵洪洲司，則應相機進占黎平”。

紅軍由此得以進入貴州境內，到達黎平縣城。12月18日，長征途中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黎平會議在這里召開了。

黎平會議上，毛澤東主張繼續(xù)向貴州西北進軍，在川黔邊建立根據(jù)地。經過激烈爭論和反復討論，會議最后通過了根據(jù)毛澤東發(fā)言寫成的《中央政治局關于戰(zhàn)略方針之決定》。決定指出：“過去在湘西創(chuàng)立新的蘇維埃根據(jù)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適宜的?！?/p>

當天晚上，周恩來把中央政治局決定的譯文送給因病未參會的李德。1972年，周恩來曾回憶說：從湘桂黔交界處，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評軍事路線，一路開會爭論。從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爭論尤其激烈，這時李德主張折入黔東。這也是非常錯誤的，是要陷入蔣介石的羅網。毛主席主張到川黔邊建立川黔根據(jù)地。我決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見，循二方面軍原路西進渡烏江北上。李德因爭論失敗大怒。

1934年的最后一天，紅軍大部隊來到了烏江南岸的猴場（今草塘）。面對波濤洶涌、吼聲如雷的烏江，李德再次變卦。他提出，紅軍不要過江，而是在這里建立臨時根據(jù)地，再尋找時機東進，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理由為“這是向（共產）國際報過，同意的”。猶猶豫豫的博古也贊同此說，形勢又一次嚴峻起來。

中央政治局在猴場那座別具特色的被稱為“一顆印”的藏式建筑中開會，重申了黎平會議決議，作出《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規(guī)定“關于作戰(zhàn)方針以及作戰(zhàn)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作報告”。這就改變了以往由李德、博古主持下“三人團處理一切”的狀態(tài)，為后來遵義會議的召開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

突破烏江、智取遵義，長途跋涉的隊伍，終于有了一個可以休整的機會。歡欣鼓舞的戰(zhàn)士和興高采烈的百姓當時并不知道，一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正在緊張籌備中。

這次會議的組織籌備工作，由周恩來一手操辦。而住在遵義新城黔軍旅長易少荃住宅內的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也在緊張地為會議發(fā)言做準備。他們商定由張聞天執(zhí)筆，寫出一個反對“左”傾教條主義軍事路線的報告提綱。

1935年1月15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紅軍總司令部的駐地——遵義老城枇杷橋原柏輝章住處的樓上召開。與會者走進莊重的會場時，他們的腳步是沉重的。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和突圍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

第一個作報告的是博古，他做了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中，他把紅軍的失利歸結為敵強我弱，過多地強調了客觀原因。

接著，周恩來就軍事問題做了副報告。他提出紅軍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錯誤，并主動承擔了責任，全力推舉毛澤東來領導紅軍今后的行動。

張聞天一針見血地指出，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紅軍接連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犯下的一系列嚴重錯誤，并揭露了他們試圖推脫罪責的本質。1個多小時的發(fā)言邏輯嚴謹、措辭激烈，發(fā)言基調與博古的主報告完全相反，因而被稱為“反報告”。

張聞天話音剛落，毛澤東接著發(fā)言。他從第五次反“圍剿”說起，嚴厲批評了博古和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他概括這個錯誤在于實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御中的保守主義、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還具體闡述了今后在軍事上應采取的方針。

隨后發(fā)言的是王稼祥。他旗幟鮮明地支持張聞天、毛澤東的發(fā)言，批評博古、李德等人單純防御的指導思想。他還響亮地提出請毛澤東出來重新指揮紅軍，取消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

49歲的朱德是與會者中年齡最大的。作為紅軍總司令，他批評了博古和李德，并嚴肅表態(tài)：“如果繼續(xù)這樣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

隨后，聶榮臻、劉伯承、劉少奇、陳云、李富春、彭德懷等先后發(fā)言，對中央軍事戰(zhàn)略和軍事指揮方面的錯誤進行了深入剖析，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

既有報告和“反報告”，也有批評和“反批評”。李德、博古相繼發(fā)言，進行了“反批評”。李德表示，完全、堅決地不同意對他的批評。博古雖然承認自己有錯誤，但不能同意其他同志對他的批評。

中央政治局委員陳云的手稿文獻《（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讓我們看到了這次會議的重要成果。這份用藍墨水書寫的4600余字的手稿，是遵義會議后，陳云為向中央縱隊傳達會議情況而寫的傳達提綱。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建立以來第一次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和革命戰(zhàn)爭重大問題的重要會議，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里程碑。

2021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到貴州視察時指出，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啟了我們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