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針線包——

臨行密密縫

■王建輝

1979年我參軍，至今已過去40年。

去部隊報到前的那一晚，母親把一個用綠軍布縫制的四方形針線包交給我：“你帶上，以后用得著?！贬樉€包里，除了有一個頂針、幾卷棉線和幾枚紐扣，還有一個大拇指粗的“小包”?！靶“崩锩?，瓷實地塞滿了頭發(fā)，上面插著幾根長短不一的針。她說，把針插頭發(fā)里不容易生銹。

據(jù)母親生前說，在她兩歲時，她的生身父母由于極度貧困無力撫養(yǎng)她，便將她放在了逃荒路上的一棵大樹下。一位逃荒的徐姓好心人發(fā)現(xiàn)母親后便將她收養(yǎng)，為她取名叫徐樹英。

1937年春，在地主家做飯、受盡壓迫的母親聽說陵川來了救窮苦人出水火的共產(chǎn)黨，便跑出來尋找共產(chǎn)黨。在附城鎮(zhèn)，母親遇到了正在宣傳黨的主張的共產(chǎn)黨人。母親后來講起這段經(jīng)歷時說，他們講的窮人的故事，就像發(fā)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她聽后心里頓時豁亮。此后，母親相繼加入婦救會以及“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跟隨組織奔走宣傳抗日主張。1939年2月，母親在陵川縣上交村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將自己的一生交給了黨。

母親沒有上過學，但她相信，只要下功夫學，什么困難都能克服。1940年10月，母親調去八路軍太行軍區(qū)2分區(qū)醫(yī)院工作，參加了八路軍。母親生前談起她在部隊學習的經(jīng)歷時說，在行軍路上，她會把文化教員寫的字別在前面戰(zhàn)友的背包上，邊走邊看邊記。就這樣，母親憑著頑強的毅力，不僅學會了寫字，還逐漸掌握了衛(wèi)生救護常識。在一次戰(zhàn)斗中，敵機扔下的炸彈將母親的兩個腳趾炸斷了，但她堅持為傷員包扎好傷口，并將傷員安全送到戰(zhàn)地救護所。

1975年7月27日，我在部隊服役的二哥執(zhí)行任務時犧牲，那年他24歲。當母親帶著我們幾個孩子來到二哥所在部隊時，二哥的遺體已被安葬。第二天，我們來到烈士墓地，母親再也控制不住自己，趴在二哥的墓碑前失聲痛哭。那天，二哥的戰(zhàn)友表示，如果母親向部隊提出將二哥的遺體火化再將骨灰?guī)Щ匚靼舶苍岬恼埱?，他們可以幫助。母親看著山坡上掩埋著的幾十位烈士墳墓，強忍著悲痛說：“這些烈士都是有父母親人的，我的孩子不能搞特殊，讓他和戰(zhàn)友們永遠在一起吧。”就這樣，我的二哥長眠在祖國的西南邊陲。

4年后，母親送我參軍。二哥參軍前，母親是否也為二哥縫制過針線包，我不得而知。我離家前的那些晚上，母親屋里的燈總是關得很晚。她留給我的針線包，從蓋子到包身，都是用很小的針腳縫制的，非常精美。

40年來，無論在部隊服役還是退伍回到地方，針線包始終陪伴著我。如今，母親離開我已有8年。這8年來，我時常想起她，一位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給了黨、用一生樸素的情懷影響著我的可親可敬的母親。

1979年王建輝參軍前，母親徐樹英為他縫制的針線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