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訴方律師在法庭上宣讀的證詞
由于種種原因,許多證人未能親臨法庭作證,但他們還是寫下了一篇篇證詞,并簽名作證。在遠(yuǎn)東國際軍事法庭上,訴方律師共宣讀了有關(guān)南京大屠殺暴行的證詞17份。
訴方律師宣讀的第一份證詞是曾為安全區(qū)國際委員會秘書斯邁思(Smythe)于1946年6月7日寫于南京的。斯邁思1928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xué)博士學(xué)位,同年來南京金陵大學(xué)任社會學(xué)教授,自那時起一直在金大任教。斯邁思在證詞里寫道,安全區(qū)國際委員會于1937年12月1日正式在寧海路5號辦公,他和拉貝先生在同一間辦公室工作?!叭哲娬碱I(lǐng)南京后,我們不得不就日軍的種種暴行進行抗議。通常由我起草抗議信,拉貝建議由于我們來自不同的國家,因此由他和我輪流簽名。在日軍占領(lǐng)南京后6個星期里,我們幾乎每天都有兩份抗議書,一份由拉貝或是我自己親自面交日本使館,一份由信使送交日本使館。在抗議書起草和送交日本人之前,我都盡一切努力使得報告準(zhǔn)確,只要可能,我都要同調(diào)查案件的安全區(qū)國際委員會的代表面談,我只是將那些我認(rèn)為是非??煽康膱蟾嬗浵拢⑥D(zhuǎn)交給日本人。這些文件的抄件后來存檔于南京的美國大使館。這些報告和信件以及安全區(qū)國際委員會給日本使館的其它信件后由徐淑希準(zhǔn)確地編輯出版。在拉貝和我每天同日本使館官員的會面中,他們從未否認(rèn)過這些報告的準(zhǔn)確性。他們不斷地保證要采取措施,但直到1938年2月,局勢并沒有什么改觀。”(21)
接著是費區(qū)(Fitch)的證詞。費區(qū)1883年1月27日出生于中國蘇州。從1909年至1945年12月作為青年基督教協(xié)會國際委員會的秘書在中國工作。1945年12月后任聯(lián)合國善后救濟總署地區(qū)副主任。他在日軍占領(lǐng)南京時留在南京,并任安全區(qū)主任。東京審判時他前往東京準(zhǔn)備出庭作證,在東京等了一個月,后因聯(lián)合國善后救濟總署的工作需要不得不返回中國河南。但他留下了當(dāng)年的日記摘抄作為證詞。他寫道:“數(shù)百名無辜的百姓當(dāng)著你的面被抓去槍斃或當(dāng)練刺殺的靶子,你不得不聽那陣陣殺死他們的槍聲。任何人只要跑開就被打死,這已成為一個規(guī)律。當(dāng)時我們正在軍政部附近,數(shù)以百計已放下武器的中國士兵及許多無辜的平民被處死。12月15日我看見約1300名穿著平民服裝的人從我們總部附近的一個難民營里被抓走,他們100人一組地被捆在一起。盡管我向日本軍官表示抗議,他們還是被帶走槍斃。1937年12月22日在我辦公室東邊的一個水塘里看見了約50具身穿平民服裝的尸體。他們雙手被反捆,有一具尸體的頭被砍掉一半,后來我又看到數(shù)具類似的尸體。他們大多數(shù)為男子,也有婦女。”(22)費區(qū)還在日記中描述了12月20日日本兵用卡車運送從太平路商店里搶來的商品,然后放火將商店燒毀。那一夜他看到14處大火。
金陵女子文理學(xué)院宿舍部主任沈淑芳(程瑞芳,編者注)也提供了證詞。當(dāng)時有多達(dá)10000名婦女住在該學(xué)院避難。美國人魏特琳(Vautrin)小姐為保護她們夜以繼日,竭盡所能。盡管如此,“1937年12月17日,日本兵闖進校園,抓走11名女孩,其中9人被殘忍地強奸后逃回,另外2人下落不明。在南京陷落后的4個星期里,每晚日本兵都來抓婦女,魏特琳多次到日本使館抗議,要求保護這些婦女。4~5星期后情況才稍好一些。其它難民營由于沒有魏特琳,情況更糟?!?23)
訴方接著宣讀了美國人麥卡倫(McCallum)的證詞。證詞為其在南京期間所寫日記。法庭上訴方律師選讀了其中的一部分。1937年12月29日他寫道:“真是難以置信,但是數(shù)以千計的人被殘忍地屠殺—很難估計有多少人,有人估計接近10000人。”第二天他描寫了日軍怎樣在安全區(qū)抓人:“有朋友能證明他們是平民,但因為他們手上有老繭,因此,盡管有外籍人士抗議,他們?nèi)员划?dāng)作士兵抓走。許多拉人力車的、搖燦板的及其他勞動者被屠殺僅僅是因為他們手上有誠實勞動的印記。”(24)他在1937年1 2月17日寫道:“強奸!強奸!強奸!我們估計每晚有1000起,白天也有許多,任何的反抗或稍有不從,隨及而來的便是刺刀或是子彈,我們一天能寫數(shù)百起這樣的案例。”(25)1938年1月3日麥卡倫記下了這樣一件事:“今晨來了一位婦女告訴了我們一件可怕的事,她和其他4名婦女被抓到一個日本醫(yī)療機構(gòu)。白天洗衣,晚上被強奸,其中2人一晚被15一20名日本兵強奸,最漂亮的一個每晚被多達(dá)40名日本兵強奸。這位婦女說,3名日本人把她帶到一個沒人的地方,在那里,日本兵試圖割下她的頭,她的頸部肌肉被割斷但頸椎沒斷,她昏了過去。后來她設(shè)法來到醫(yī)院。"1938年1月8日麥卡倫這樣寫道:“一些日本報社的記者來到難民營門口,向難民們?nèi)恿诵└恻c、蘋果及一些硬幣,這些都被一一拍攝了下來。但同時在難民營的后墻,一伙日本兵爬了進來,強奸了十幾名婦女,而這些都沒有被拍下來。(26)
公訴方律師還出示了中國公民孫元成(音)、李鐵山(音)、婁孫氏(音)、伍金財(音)、朱永安(音)、汪蔣氏(音)、胡圖新(音)、汪鄭氏(音)、吳澤琴(音)、殷王氏(音)、王彭氏(音)、武張氏(音)和張夏氏(音)的證詞。(27)他們作為目擊者,控訴了日軍屠殺、強奸他們的親屬及其他中國人的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