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fā)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了我國東北三省，1932年1月，日軍又進攻上海。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激起了全中國人民的抗日運動高潮。但是，蔣介石不顧國家民族安危和全中國人民的抗日主張抗日、反對內戰(zhàn)的強烈要求，堅持其“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從1932年5月起，先后對我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發(fā)動了更大規(guī)模的“圍剿”。

1932年10月，蔣介石結束對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12月，蔣介石調集30多個師的兵力，任命何應欽為贛閩粵邊區(qū)“圍剿”軍總司令，陳誠為前敵總指揮，分左、中、右三路，準備于1933年初對中央根據地發(fā)動第四次“圍剿”。

1933年2月，敵中路軍3個縱隊約16萬人，在陳誠的指揮下，采取分進合擊的作戰(zhàn)方針，于樂安、龍骨渡、金溪等地集結，企圖圍殲紅1方面軍主力于黎川、建寧地區(qū)。這時，推行“左”傾冒險主義的黨中央領導機關，已由上海遷入中央根據地。紅1方面軍此時共有7萬余人的兵力，遵照黨中央和蘇區(qū)中央局的指示，于2月上旬西渡撫河，圍攻南豐。陳誠急令中路軍各縱隊向南挺進，企圖以優(yōu)勢兵力同紅1方面軍主力在南豐地區(qū)決戰(zhàn)。面對當面嚴重的敵情，總政委周恩來和總司令朱德于13日毅然決定，改強襲南豐為佯攻，接著又主動撤圍南豐，采取退卻步驟，以一部兵力將敵向黎川方向吸引，主力秘密轉移到東韶、洛口地區(qū)，待機殲敵，準備殲滅撫河西岸援敵之一部。這時，何應欽誤認為紅軍主力往東向黎川地區(qū)轉移，即令其中路軍三個縱隊向廣昌、黎川地區(qū)追求，迂回包圍我軍。2月27日至29日，在宜黃之黃陂地區(qū)，紅1方面軍采取大兵團伏擊的戰(zhàn)法，殲敵第52、第59師，俘敵第52師師長李明和第59師師長陳時驥。在三天的時間內，紅1方面軍取得了一仗殲敵兩個整師的重大勝利。

敵軍兩個師被我殲滅后，完全陷入被動，陳誠被迫調整其中路軍部署，將分進合擊改為中間突破，其以6個師分成前后兩個縱隊，向廣昌方向進攻。紅1方面軍以一部兵力，吸引敵前縱隊加速南進，而主力則向北移動。當敵后縱隊與前縱隊相距100里，前后處于孤立態(tài)勢時，紅1方面軍于3月21日，在草臺岡突然向敵發(fā)起進攻，殲敵第11師大部。22日，敵第9師一部企圖增援第11師，在東陂地區(qū)遭到我軍沉重打擊。敵第11師被殘后，陳誠的中路軍其他各部紛紛后撤。經過黃陂、草臺岡兩仗，共殲敵近3個師，俘敵1萬余人，繳槍萬余支，基本上打破了敵人的第四次“圍剿”。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后，紅1方面軍主力和地方紅軍擴大到8萬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