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冬天，我扛著幾十斤重的行李，從家中徒步50公里趕往成都火車站，奔赴我的下一個人生目的地：軍營。更準確地說，是西藏軍區(qū)某邊防團。

火車慢速前行，車窗外的景色漸漸變得陌生。幾十個小時后，拉薩站到了。一下火車，一股冰冷的空氣迎面襲來，穿著部隊配發(fā)的大好幾個鞋碼的布鞋，我的腳凍得發(fā)麻。

走了差不多半個小時的泥巴路，來到路盡頭的一個大院。整理完行李，我們吃上了進藏的第一頓飯。我記得非常清楚，是辣椒炒豬肉和蘿卜燉油渣。那時能吃上這樣的飯菜實屬不易，想必是對我們這群新兵的厚待。

第二天一大早，我們匆匆登車趕往駐地。在老解放卡車的車廂里顛簸了四五天后，終于到了駐地軍營。下車一看，我們懷疑自己來錯了地方：山坡上森林郁郁蔥蔥，山谷間清泉流水潺潺，和我們想象中的西藏完全不同。

這就是察隅，一個完全不像西藏的地方。后來我才知道，察隅被稱作“西藏小江南”，我的軍旅生活就從這里開始。

我的第二故鄉(xiāng)

察隅在哪里？在西藏自治區(qū)東南端，在祖國與緬甸、印度交界的密林深壑中。因為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信息閉塞，那個年代，當?shù)匕傩盏娜兆舆^得苦巴巴。

這里綿延著數(shù)百公里的邊境線，我們邊防官兵與當?shù)厝罕娨黄穑餐刈o著神圣國土，親如一家。藏族老阿媽阿姆常會來我們的軍營，我特別喜歡她遞過來的熱騰騰的酥油茶。聽戰(zhàn)友們說，前年駐地下了一場罕見的大雪，住在山下的阿姆一家被雪崩埋住，阿姆的丈夫和四個兒女全部遇難，只有阿姆當晚睡在親戚家免于遇難。后來，官兵找來木板制成棺木將阿姆離世的親人安葬，又幫阿姆搭建了房屋，全團官兵還湊錢給阿姆買了生活必需品。阿姆為了感謝官兵的恩情，時常到軍營里來走動，幫大家洗洗衣服做做飯，我們也會邊喝她打好的酥油茶，邊和她聊聊天。她把我們當親人，我們也管她叫“阿媽”。

后來，我把阿姆的故事講給旺堆聽。旺堆是一名孤兒，父母病故，兩個哥哥自小相繼夭折。我看著旺堆獨自過著凄苦無依的生活,著實扎心，一有時間就給他講解書本上的知識，給他講山外的世界。旺堆成了我在察隅第二個最親的人，這小子也沒讓我失望，后來考上了大學，畢業(yè)后又回到察隅當了一名警察。

察隅是我的第二故鄉(xiāng)，那里有我的戰(zhàn)友和親人。

沒被遺忘的察隅溝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改革開放的浪潮開始激蕩全國，連如此偏僻的察隅溝都迎來了春風。這里使用了千年的物物交換方式漸漸消失，商店和紙幣開始出現(xiàn)。我記得很清楚，1979年2月18日，單位配發(fā)了建連以來的第一臺黑白電視機。那時，這絕對算得上是個“高大上”的稀罕物件，電視機一裝好，全連近百人每晚都擠在一起盯著那個小小的黑白屏幕。

1979年盛夏的一個午后，我們在地里收土豆，廣播里突然傳來一個動聽的聲音，是鄧麗君！整個土豆田里頓時一片沸騰，很快大家又陶醉在歌聲里，幾乎忘了收土豆的任務。鄧麗君之前已經紅遍大江南北，但她的歌聲晚了三五年才傳進察隅溝。

隨著川藏公路的不斷修建，內地的很多新鮮玩意兒也涌進了察隅溝。最受歡迎的還是報紙書籍和收音機。關于報紙，那時連隊還鬧出一個笑話。有個新兵拉肚子，情急之下把報紙當了手紙用，后來被發(fā)現(xiàn)，不僅寫了檢討，還被罰抄了5遍報紙上的文章。那個年代，一張報紙可以看上百十來回，等到收存的時候，已經基本沒了“紙樣”。

這里的時代節(jié)奏一直慢了幾拍。但這一次，改革的春風沒有遺忘這座雪域高原的邊城。

那個叫頓珠的信使

1979年12月，我如愿轉為志愿兵，月底被安排到竹瓦根鎮(zhèn)日東村附近的駐地擔負為期半年的駐防任務。那里距縣城不足百里，一年中卻有8個月因大雪封山。不過，日東村村民很少因交通中斷而出現(xiàn)缺糧少藥的情況，因為有我們這群駐防官兵和他們共渡難關，盡己所能幫他們排憂解難。

年關將近，我把所有對父母的思念都寫進信封，讓頓珠幫我?guī)У娇h城寄出去。頓珠和他的父親是那個年代“快遞員”。頓珠是哨所駐地的村民，他的父親以前是騾馬隊的，因為一次事故離世，只給頓珠留下兩匹馬。頓珠牽著馬走上了父親的路，成了村里物品流通的小商販。同時，他也是哨所的信使，每次上山都會給戰(zhàn)士們帶來遠方親友的問候。

入冬以來，山上連降大雪，下山的路被大雪掩埋。按照以往上、下山需要的時間計算，頓珠應該趕回來了，可他的身影遲遲未出現(xiàn)。村長見天氣惡劣，料到情況不妙，村民和官兵們決定冒著大雪沿著下山的路尋找。最終，我們在一個野豬洞里，發(fā)現(xiàn)頓珠斜靠在石頭上，已經沒了呼吸。他身旁有一堆未點燃的干柴，上面扔著一盒濕透了的火柴。他的懷里，緊緊抱著那個破舊的郵包，里面裝著的信件中，有我的家信。

回到哨所，處理完頓珠的后事，我才找時間讀完了那封家信。信里說父親病重，要我盡可能回家看看。得到連隊的允許，我匆匆忙忙準備下山。臨走時，村長請來兩名騾馬隊的前輩帶我下山，當晚我們就住在那個野豬洞里。這是我最后一次離頓珠那么近。

今日察隅

2000年清明節(jié)那天，我去給阿姆和頓珠掃墓，也是向他們道個別，年底我就要轉業(yè)回故鄉(xiāng)了。他們沒來得及過上好日子，阿姆生前沒見過轎車，更不知道手機是什么。而頓珠，如果當時他有一輛摩托車，也許就不會離世。

臨走時，旺堆給我送來酥油和青稞面。他說：“爸爸！你喜歡喝酥油茶，回去喝完了打電話給我，我再給你寄……”盡管平時已經聽慣了他叫我“爸爸”，可此刻這一聲“爸爸”，還是融化了我的心。旺堆是個好孩子，一直在很努力地學習、工作、生活，但與其說是我?guī)椭怂?，不如說是他趕上了一個好時代。

離開察隅的15年里，我無數(shù)次想沿著318國道回察隅看看，都因為工作未能成行，只能在和旺堆視頻聊天時多了解一些。2015年，察隅英雄坡紀念園建成開園，將散葬多地的447名革命烈士集中安葬。我受邀參加開園儀式，終于有機會重回察隅。

部隊原本安排我從重慶飛到昌都，我因為懷念川藏線沿途的風景，申請自駕車前往。兒子帶著我開了3天的車，沿著川藏線一路前行，眼前盡是平坦寬闊的柏油路，和當年進藏時坑坑洼洼的泥巴路相比，真是天壤之別。

進入察隅縣地界，一切變得熟悉起來。山的樣子沒變，河流的樣子沒變，旺堆的踏實誠懇也沒變。但是，一切又不一樣了，縣城的沿山路已經成了一條綠色景觀路，村莊也變得“年輕”亮麗，我記憶里的那個察隅已經找不到了。

開園儀式結束后，我去看望阿姆和頓珠。從縣城到日東哨所修通了一條公路，騾馬隊在寬寬的馬路和郵車的轟鳴聲中銷聲匿跡。哨所搭起了大棚溫室，官兵吃上了新鮮蔬菜，上級配發(fā)的汽油發(fā)電機和小型水能發(fā)電機能保證全天候供電。官兵還幫日東村修建了日東魚水小學，支援村民日常用電。

在阿姆和頓珠的墓前，我和他們聊了很多，零零碎碎，有當年的回憶，也有今天的好光景。我想，他們在天之靈也會為我們高興吧。

又過了1年多，我聽旺堆說，曾經大多深藏在山溝河谷中的察隅96個行政村已經全部通了公路。察隅，再也不是舊文人筆下那個貧困落后的“瘴癘之地”了。

青山巍巍，綠水滔滔。當春風吹進這座雪域邊城，察隅，離成為真正的西藏“江南”，定會不遠了。